“亲仁善邻”的历史价值

胡楚清

“亲仁善邻”是中华民族坚守的处世邦交之道，闪耀着中华文明独有的智慧光芒，展现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睦邻友好的文明理念和乐群共济、和合共生的天下情怀。

“亲仁善邻”的思想根源

“亲仁善邻”最早出自《左传·隐公六年》所记载的史事。故事中，陈国的执政大臣五父认为“亲仁善邻”是立国的法宝，劝谏陈桓公与郑国休战。尽管五父的劝谏没有奏效，但“亲仁善邻”一词流传了下来，在以后的典籍当中被多次引用，被奉为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处世之道。

“仁”作为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要义，是非常崇高的“全德”。“仁”最早出现在春秋时的侯马盟书，本意为对人友善相亲。《诗经·郑风》“洵美且仁”，以“美”赞其外貌，以“仁”称其内心。《论语》强调，“仁”是道德的最高原则、标准和境界。此后，“仁”逐渐发展为广泛的道德范畴，成为众善之长、百行之本。在“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中，“仁”指的是道德践履与精神追求，此句是告诫人们要在明辨什么是美好品性的基础上，修身以养德、律己以行仁。

“仁”是人际和谐的内在要求。“仁者，爱人也”，指的是要与人为善。友爱他人是“仁”在人际交往方面的外化表现。当“仁”的本体与对象从“人”上升为“国”时，就成为国家之间的睦邻友好。对他国之“仁”，就是对待他国应和睦相处、友善相待。

“仁”是关爱他人的行为实践。“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指的是仁德之人既要爱己，更要爱人，由己及人、博施济众、博爱天下。当“仁”外化为治国之道，就是约法省刑、轻徭薄赋的仁政思想；当衍化为交往之道，就是“德不孤，必有邻”的仁德观念。执政者应以德服众、以仁治国，彰显协和万邦、兼善天下的担当精神，实现和谐共生、和衷共济的邦交关系。

“亲仁”是“善邻”的内核。“亲仁”是亲近仁德之人。古人认为，品性相合、德行相宜，方可成为挚友。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但小人不可能有真正的朋友。因此，“亲仁”不仅指应择邻而居，还指应亲近仁德之人；对于国家而言，“亲仁”则是对仁政的向往与实践。

“善邻”是“亲仁”的外化。“善邻”的本意是和邻居或邻邦友好相处，也是“亲仁”思想的实践方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兄弟”既是家族中的手足，也是社交中的同好，还是外交中的友邦。天下人民只有如同兄弟，才能和平共处、和衷共济、和谐共生。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亲仁善邻”铸就了中华民族向往和平、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外交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中，融化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中，体现于中华民族的外交实践中，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处世之道。一方面，“亲仁善邻”是患难与共的有效路径，正所谓“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淮南子·主术训》）；另一方面，“亲仁善邻”是协和万邦的责任意识，正所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易传·系辞传下》）。“协和万邦”既要有化解矛盾、主动示好、寻求契合的外交善意，也要有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外交共识。

“亲仁善邻”的外交实践

中国自古以来就坚持国之昌盛源于“亲仁善邻”，而非掠夺战争。历史也反复印证，“亲仁善邻”是促进国家发展、彰显大国风范的宝贵财富，也构成中华民族赓续至今的核心价值和历史基因。

“亲仁善邻”是崇尚和平、厌恶战争的外交基点。历代统治者无不以“天下和平”作为最高政治目标；历代士大夫无不以“为万世开太平”作为最高价值追求。中国自古就有“国虽大，好战必亡”（《司马法·仁本》）的历史箴言，常有“化干戈为玉帛”（《淮南子·原道训》）的外交实践。公元前579年，宋国大夫华元为倡导和平，发起和主持了以“弭兵”为口号的和平运动，谋求晋、楚两国和好，订盟互不侵犯。公元前546年，宋国大夫向戌再次倡导弭兵运动。此后40年间，晋楚再未发生战争。此次会盟为中原地区赢得了较长时间的和平与稳定。思想家墨子提出“兼爱”“非攻”的主张，并在知道楚国意欲侵略宋国后，“起于鲁，行十日十夜至于郢”（《墨子·公输》）制止这场战争。可见，和平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明太祖朱元璋在其《皇明祖训》中，告诫后世子孙不能“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这一“不征”理念，成为明代长期遵行的外交国策。

“亲仁善邻”是睦邻友好、和平交往的外交策略。历代王朝与周边国家交往合作，常以仁义的德行，亲郊邻之邦；以博大的文化，慕四方之邻。如汉代凭借着强盛的国力和文化优势，“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后汉书·班超传》），西域50余国“思汉威德，咸乐内属”（《汉书·西域传》），与汉交好。唐朝对周边少数民族“爱之如一”，形成了互惠互利、共存共处的交往格局；对亚欧各国，唐朝开放包容、和平交往，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外交圈。

“亲仁善邻”是乐邻互助、共同发展的外交追求。历代王朝秉持亲仁善邻的外交思想，积极传播中国先进的制度规范、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推动了周边邻邦的政治变革、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西汉时，中国的先进文化和器物传播到了西域，西域各国纷纷学习中原文化，龟兹王曾数次朝贺，学习汉制，归国后“治宫室，作檄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汉书·西域传》）。唐朝主动结交日本、新罗、大食等邻邦，互通往来、互派使臣。据《旧唐书》记载，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新罗共派216名遣唐使赴唐学习。这些遣唐使将中国的先进制度、文化、技术、思想带回本国，大大推动了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明代派遣陈诚出使帖木儿帝国，带去农书《齐民要术》和地理书《水经注》，并协助开辟“试验田”。自此，中国先进的农业灌溉技术在中亚得以传播和运用。

“亲仁善邻”是调解争端、维护和平的外交原则。中国致力于协助维持周边邻邦的和平与稳定，促进其发展。唐高祖时，位于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屡屡侵略新罗、百济，并阻断其通往唐朝的道路。为此，唐朝派遣使者出使三国，调解矛盾。唐太宗即位后，也曾遣使出访百济，希望能与新罗“共笃邻情，即停兵革”（《旧唐书·百济传》）。明朝时期，郑和在下西洋期间，沉重打击了东南亚地区的海盗活动，维护了南海交通要道的安定与畅通，为东南亚、南亚地区营造了和平、稳定的环境。（《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