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敕令恢复绛州澄泥砚古法烧制钩沉

李云峰

在为“山西三宝”绛州澄泥砚撰写长篇报告文学《绛州澄泥砚》的过程当中，搜集阅读到与绛州澄泥砚有关的历代文献资料若干，其中就有清代乾隆皇帝与绛州澄泥砚有关联的故事，值得介绍给读者。

明代以来，随着石砚的大量开采，以及铜、铁、瓷、木、漆、紫砂等不同材质砚品的涌现等，澄泥砚到明代晚期已经渐渐丧失了生机。及至清初，由于朝代更迭、时局动荡，对自唐代以来一直列为宫廷贡品的绛州澄泥砚的烧造延续，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加之澄泥砚自身工艺繁杂、烧造工艺难控、成品率不及石砚等导致了其高额的成本，更加之烧造工艺被工匠们视若生命秘不外传，导致绛州澄泥砚濒临停产或中断烧造。

绛州澄泥砚古法失传与停产，反倒激发出清高宗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全力尝试恢复其旧有风貌的努力。据清宫廷史料记载，对诗书画印多有涉猎的清高宗，更是嗜砚成癖。而于诸多砚品当中，又非常偏爱澄泥砚，竭力搜罗世间遗存的旧物，御笔题款，编入清宫内府编著的庋藏名砚之大成的《西清砚谱》。该图谱所录250方砚台佳品中，澄泥砚就占51方，其中清高宗御题诗铭文关涉绛州汾水字意者，就有11方之多，包括现在仍然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由绛州进贡的宋澄泥虎符砚。以他为《唐八棱澄泥砚》御题的铭诗为例：

汾水澄泥绛县制，

贾氏谭录详纪事。

建武庚子分明识，

海马飞鱼出波际。

佐我文房之五艺，

挥毫只欲书亥字。

他又在《砚说》中，称其砚“土质细润，坚为玉石，其为汾绛旧物无疑”。再如御题《宋澄泥石函砚》铭：

绛州泥，谁为澄？端溪石，谁为形？泥而石，非所料；石而泥，非所较。一而二，二而一；水为入，墨为出。背画井，思复古也；面磨凹，不可补也。经世修身，宜思何以自处也。

还留意到，高宗黄帝在乾隆四十年（1775）为另一方《旧澄泥玉堂砚》御题的《澄泥砚铭》：

欲善其事，先利其器。卌年始用澄泥习字，曰：实悚乎！斯亦有义，初缘弗知。兹知乃试，偶命求之，不径而至。汾水之泥，墨池之制；色古质润，体轻理致；比玉受墨，较石宜笔。临池虽助，书法实愧，更予戒哉，玩物丧志。

由此判断，他是在这一年初次开始使用澄泥砚，发现绛州澄泥砚比石砚、玉砚还要发墨的优点，引起兴趣。可是所藏绛州澄泥砚砚品太少了，于是就有了在他指派下长达十年之久试制绛州澄泥砚的故事。五月，清高宗读到四库全书馆进呈的《贾氏谭录》中所记绛州澄泥砚取泥制作之法，遂谕令山西巡抚巴延三在山西绛州寻找旧制澄泥砚，并且欲意让当地制砚之家根据《贾氏谭录》所记载的方法仿造：

朕阅四库全书馆所进之书内，《贾氏谭录》载云，绛县人善制澄泥砚，缝绢囊置汾水中，踰年而后取沙泥之细者已实囊矣，陶为砚，水不涸焉等语。澄泥制法昔人既笔之于书，其说自不妄。绛县系山西所属，其法至今是否流传土人，尚能得其遗制否？著传谕巴延三留心寻访。如尚有旧制之砚，则随便陪取数方呈进。若已无世业之家，即觅妥人依谭录所载做法试仿为之，一年之后能否成材再行据寔覆奏。将此遇奏事之便传谕知之，钦此。

时隔一年，清高宗在四十一年（1776）八月二十六日的一道谕旨当中，又提及上年着令巴延三所办之事，进而要求呈送澄泥：

上年夏间朕批阅四库全书……现在于各处寻访一得其人，能否如法仿制未据奏及。如果试有成效，即将制就之澄泥呈进数块以备砚材之用。将此遇便传谕巴延三知之，钦此。

同一年，既有清高宗在进献新制菱镜砚上御笔亲题，记录他命巴延三留意询访绛州如有制作澄泥砚的世业之家，令宫廷内务府造办处“砚作”用所呈绛州澄泥，依法仿制旧藏菱镜砚式之事：

四十年因谕山西巡抚巴延三，试仿为之，一年以后，巴延三以所造砚材进，视其中有可作菱镜砚者，乃出旧藏砚式，命匠制此砚。

到了乾隆四十二年（1777）七月初八日，清高宗又有一则谕旨是让巴延三“陆续仿造”“并可每年造送也”的内容。这些谕旨，似乎说明，巴延三已经在绛州访得仍然能够掌握澄泥砚制作工艺的“世业之家”或者“妥人”，烧制出了澄泥砚品。而根据乾隆四十六年（1781）《宫中进单》所载：“山西按察使，臣袁守诚跪进，御制铭澄泥砚十八方三匣（应为三套六方式仿古澄泥砚）。”可知当时山西方面的确是遵守谕旨，每年都在给内廷呈进绛州工匠制作的澄泥砚。这一年，还有山西巡抚雅德奏呈的折子：

进澄泥砚材事：窃照晋省历年尊奉谕旨仿照《贾氏谭录》于汾河试取澄泥砚材，每年九月间预令绛州及稷山、河津二县各制绢囊安放河流渟缓之处，收取澄泥。兹自上年九月至今已届一年期满，奴才饬令该州县将绢囊内浸取澄泥解省，悉心选验，试得净细砚材一十八块，敬谨装匣进呈。

又有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乾隆四十八年（1783）《农起奏折》，也是进呈澄泥砚材的：“……得净细砚材二十七块，敬谨装匣进呈。仍令该州县等多备绢囊照旧安放汾河如法浸取……”由此可知，绛州方面呈送澄泥的工作，每年都在继续当中。据《乾隆朝宫中档》文献记载，山西自巴延三及以后历届巡抚，每年进贡澄泥砚材长达十年之久。这项工作，直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九月，清高宗下谕鉴于“此项砚材存贮备用已多……嗣后无庸再行备办呈进”，才告一段落。

这些取自绛州汾河的“瑾泥”砚材，清高宗在命山西绛州方面和宫廷造办处“砚作”仿制的同时，又下旨在全国范围内察访制作澄泥砚的世家。乾隆四十六年，江苏织造全德上奏江苏有制作澄泥砚者，清高宗遂把用绛州澄泥砚材进一步试制澄泥砚的任务交给了他。这又是为什么呢？或许我们可以从清高宗为一方由宫廷造办处“砚作”仿制品《仿汉石渠阁瓦砚》的题铭当中品出缘由：

炎刘瓦砚称石渠，汾沙搏埴其式俱，以昔视今旧新殊，由今视昔讵异乎？

后两句模棱两可的语意——与汉代的澄泥砚瓦相比较，当下烧制的澄泥砚除了有新旧的不同外，它们在质量上是不是仍有很大的区别？似乎透露出这位皇帝内心那种“寤寐思服”而终未如愿的失落与惆怅。根据后来全德进呈试制的两方澄泥砚的奏折，可知江苏那里的澄泥砚也试制成功了。他所进呈御览的两方砚台，一方是《硃砚》，一方是《墨砚》，皆作方形，墨池皆作偃月形，砚池略呈圆形，墨池与砚周缘，皆有一周棱线，其造型、装饰、做工都堪称一流。但细究全德呈奏的具体制作方法，实属一般的烧制砖瓦陶艺之法，绝非唐代绛州澄泥砚古法。可见清高宗并不满意，这从他为其中的《墨砚》御题的铭诗中，或可得到别样的体味：

绛县得材偶仿古，余制二砚砚匣贮。临池五合之一助，逮忆苏言意则怃。

如果说前一首题铭诗作流露出来的情绪还比较隐晦，那么这首诗作的后两句，怅然若失的情绪就表露得更为直白了。莫非是与苏轼《书吕道人砚》中所言“坚致可以试金”的吕砚质地相比较，无法满意当下烧制的澄泥砚质地，进而感慨“道人已死，砚渐难得”乎？

清高宗兴师动众长达十年寻访古法恢复试制绛州澄泥砚之举，终因唐法不可得，致使质量总不如从前。同时期的民间作坊虽然仍有零星制作，但质量则每况愈下。比如江南海门州也曾以“海中澄沙久而结者”烧制，终以“亦不甚好”而停业。

古法既不可得，只求牟利的商贾小贩们更是开始了制假售假，进一步加速了澄泥砚日渐衰落的趋势。虽然在故宫库房内，至今还保存着二百多块完整的汾河澄泥泥料，古法绛州澄泥砚，还是不可逆转地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