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发布者:时间:2023-07-27
□屈吉平
我崇拜鲁迅先生,不仅因为他是文学巨匠,更因为他是一位有骨气、有远见的大师,是中华民族的一段脊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先生是新文化运动旗手,他的那些散文、小说、诗词等曾滋养了一代又一代文学青年。
他的作品辛辣干脆,嬉笑怒骂,幽默风趣,既有深沉的严肃,也有深重的悲怆。早在学生时代,他笔下的少年闰土,便走进了我们孩童的内心:捕鸟雀、捡贝壳、捉小鱼、刺灰猹……给了我们一个乡土世界。
一
前些天整理旧书刊,再次拜读先生的《故乡》,这篇小说约莫五千余字。在深冬时节,“我”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这个萧索的荒村,二十多年也没有大的改变,而此刻改变的却是自己的心情——因为要变卖老屋,搬到城里去了,这次的告别或是永远。
在文中,先生具体描写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刻薄的杨二嫂,一个是麻木的闰土。杨二嫂早年以“豆腐西施”闻名,如今以“凸颧骨、薄嘴唇的圆规”出场:
“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
我吃了一吓,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50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我愕然了。
“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亲也就进来,从旁说:“他多年出门,统忘却了。你该记得罢。”便向着我说,“这是斜对门的杨二嫂……开豆腐店的。”
“尖利、怪声、抬起头、吃了一吓、凸颧骨、薄嘴唇、搭在、张着、愕然、抱过”仅仅几十个字,就将一个“辛苦恣睢而生活”的人可笑、可气、可恨而又可怜的特征刻画得栩栩如生。
另一个是少时的玩伴闰土,二十年后再见面时,让人感慨:
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阿!闰土哥,——你来了?……”
我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角鸡,跳鱼儿,贝壳,猹……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兴奋、挡着、回旋、吐不出、站住了、欢喜和凄凉、动着、终于、分明”,仅仅这几十个字所蕴含的情感张力,就足以让人内心翻江倒海,久久不能平息。那个朴实、健康、活泼、机灵、勇敢的少年,那个在金黄的圆月下,在一望无际的沙地上,项带银圈,手捏钢叉,奋力向一只猹刺去的少年,在岁月的磨砺之下,最终成了个神情麻木、寡言少语“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的木偶人。
仅凭寥寥数语,就将两个小人物的命运浮沉刻画得十分精妙,这就是先生的过人之处。
二
上学时学习这篇课文,体会不到社会的巨变对每个个体人生命运的影响,如今再回头读这篇文章,就有了不一样的视角。
年轻的杨二嫂,美貌就是资本,她用美貌换取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可当时光逝去、容颜不在后,没有人再去杨二嫂的店里打卡、买豆腐,她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经济利益也只够糊口而已。然而,年轻时的辉煌给了她太高的起点,也让她有了太多的期待,繁华散去,门庭冷落,自负甚高的她怎么能接受得了如此大的落差,怨气和不满滋生就自然而然了。于是她在出门的时候,顺手把先生母亲的手套塞到裤腰里。几天后,还把喂鸡的笼子抢走。估计灰堆里的碗碟,也是她偷偷埋下的。
少年的闰土,不懂天地之差,不懂人世沧桑,所以才能面对同样年少的先生,没有骨子里的自卑,开开心心玩到一块。然而,人到中年,遭遇各种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让这个英武的刺猹少年一下子变成了苦命的木偶人。这时的他,有八张需要养着的口,面对当年的少东家,他没有了少年时的锐气,变得畏畏缩缩,不敢有任何不敬,他开始懂得规矩,开始明白道理,这仿佛是他的宿命。
人为什么会变?少年的时候,我们还对此懵懂,长大后,我们才知道,其实这就是生活,就是社会。
社会的本质就像一块粗粝的砂纸,在每个人身上不停地打磨,将一切有棱角的地方打磨平整,没有人能逃脱得掉。杨二嫂和闰土不是天生这样的,他们都是经过了岁月的打磨,才变成了如今这般模样。或许,如今的模样,也是他们曾经所憎恶的样子。
“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回到故乡,也就是回到儿时的梦中,然而,一切物是人非,萧索的荒村,没有往日的活气,心中自然感到无限的凄凉。更让人难过的是,所有曾经熟悉的人和事,如今有了既近又远的错位与隔膜——故乡的人们带着一种既势利又羡慕的眼光打量着衣锦还乡者,而回归者永远怀着一种浓郁的乡土情结来期待故乡的温情。这种熟悉与陌生、错位与隔膜,也是一代一代远离故土的人们思念故乡,怀念乡愁,感慨儿时熟悉的、几回魂牵梦绕的故乡,变得日益陌生而遥远的原因了。
三
说到底,每一个背井离乡,到外面打拼的人们,无非是想追求更好的生活,更现代的文明,更能实现理想的栖息地罢了。他们和生于斯死于斯的故乡的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命观念,犹如两条相交的线条,从过去到未来,向着巨大的时空方向无限地背离。这种背离也并不因我们的一厢情愿而有所改变,正是残酷的生活、无常的命运将人们推向了不同的人生轨道,并且越走越远。
我们这一代,有许多人和先生一样,也是走出乡村,走进城市,是名副其实的“城一代”。他笔下萧索破败的故乡、刻薄势利的杨二嫂和唯唯诺诺的闰土,我们似曾相识,也感同身受。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我们如此努力也是希望让子孙后辈过上“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生活。
就像先生说的那样:“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故乡》写于1921年,如今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中国的乡村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先生笔下的杨二嫂和闰土,似乎在我们的故乡仍然存在。那种无论在城市打拼得好坏,仍然期待超越经济利益,期待打破这种错位与隔膜的努力仍然存在。
近年来,我读过很多写回乡记、谈乡情、记住乡愁之类的文章。然而,当我再次拜读先生的《故乡》之后,不得不佩服,相较于当代人写的略带矫情与浮夸的文章,先生一百年前所描述的真情实感要立体得多、质感得多、走心得多。在这一点上,对先生和他的《故乡》来说,是超越时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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