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当代意识 激活厚重历史——“典藏古河东丛书”分册简介

编者按

9月15日，把握运城历史文化与当代现实生活，以运城历史文化为题材精心编撰的巨制“典藏古河东丛书”正式首发。这是我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实践，是推动河东优秀传统历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有力举措。

“典藏古河东丛书”各分册分别为《皇皇后土》《先蚕嫘祖》《巍巍帝尧》《农神后稷》《德孝舜地》《大夏禹都》《后圣荀子》《天下裴氏》《千秋武圣》《大历诗冠》《司马温公》。这11本长篇文化散文，聚焦河东历史文化，甄选河东厚土历史长廊中闪亮的人物及其故事，用当代意识激活历史，撷英拾萃，连接古今，让河东在文字中活现，展现出历史文化中所蕴含的河东智慧、河东精神。

记者 金玉敏 摄

《皇皇后土》

作者宁志荣，山西万荣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著有《墨子译注》《北方的记忆》《正力量》《庄子详解》等。

大地是人类的惟一栖息之处。人类自产生以来就生存在大地之上，中华民族的先祖尊大地为“后土”。从民间信仰文化来讲，后土为大地之神、大地圣母、社神、古代掌管土地的官吏等。大地生长五谷，养育人类，繁衍生物，承载万有。后土祠位于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和山西的母亲河汾河交汇的地方——山西运城市万荣县庙前镇，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堪称中华祠庙之祖。

本书生动地记述了自黄帝时期以来，每个重要的朝代有关后土的信仰崇拜、祭祀仪式和文化内涵，旨在梳理后土信仰的渊源和脉络，探寻后土文化在黄河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后土文化有五个特征，一是原始崇拜，原始先民在生活劳动中对于后土的敬仰，黄帝设坛祭祀后土的时代场景；二是社稷之源，古代帝王凡是建立宫殿，都要祭祀后土——社神，社神和稷神称为江山社稷，人们把社稷作为国家的象征；三是祠庙之祖，后土祠从黄帝扫地为坛算起已经有五千年的历史，不愧为中国祠庙之祖；四是礼乐之端，祭祀为古代五礼之首，祭祀与音乐、礼仪密不可分，早期的礼乐就是从祭祀时产生的，后土祭祀是中华民族最早的祭祀活动之一；五是文明之根，后土文化贯穿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各个时期或者朝代，因此说后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直根；同时后土文化所蕴含的厚德文化、生态文化、求子文化、庙会文化、农耕文化等，十分丰富，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纵观中华民族的盛世时期，如三皇五帝时期、汉朝汉武帝之时代、唐朝之开元盛世、宋朝之咸平之治等，后土文化活动都十分繁荣。黄帝之设坛、汉武帝之诗、唐玄宗之碑、宋真宗之萧墙碑、王勃之赋、薛瑄之诗等，都负载了后土文化的丰富内涵。本书生动记述后土崇拜历史和研究后土文化，也是研究河东文化的重要收获。

《先蚕嫘祖》

作者张继红，山西原平人，古代文学硕士生导师，编审。长期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曾参与主持整理出版山西省大型文献整理出版工程“山西文华”。

1926年，李济等考古学家在西阴遗址里，发现发掘出半个经过切割的蚕茧。近百年来，这半个蚕茧被考古学家乃至历史学家、生物学家、丝绸专家们重视，并普遍被认为是先民从事养蚕的遗存。这个时间恰与嫘祖所在时间基本吻合。而且，史前考古一再证实，嫘祖时期，运城确实产生了养蚕抽丝的生产活动，而嫘祖正是这个活动公认的先祖，是男耕女织的共祖。

丝绸自嫘祖始，在中华发展壮大，运城是中国古代生产丝绸的重地，《诗经》的唐风、魏风等，反复记载了此地栽桑养蚕的事，直到元代，荣河木工薛景石所著的《梓人遗制》，为纺织机械的专著，充分证明古河东地区存在极为广泛的丝绸生产活动。到晚清民国，运城各县的地方志里，对纺丝织布广有记录，运城养蚕抽丝可谓久矣！

《先蚕嫘祖》一书，循着以上思路，首次全面梳理了中国以嫘祖为导源的丝绸发生的源流，并特别记述了丝绸生产、丝绸文化的历史。全书分章，即一、农耕文明，肇始河东——中华文明腾飞的起点；二、黄帝嫘祖，亲耕亲蚕——中华耕织文化的象征；三、蚕茧惊现，寻踪探源——以考古实证传说；四、天虫作茧，初为衣裳——远古桑蚕业的探索；五、栽桑养蚕，剥茧抽丝——中华桑蚕生产史述；六、华章绚烂，惊艳世界——泽被人类的中华丝绸；七、穿越海陆，广惠全球——穿越数千年的丝绸之路；八、华彩九章，源远流长——绵延数千年的丝绸文化；九、兼容并蓄，继往开来——中华丝绸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全书24万字，配以70余幅图片，以通俗语言记述嫘祖之功，彰显运城地区悠久的根祖文化，追寻丝绸生产历程，是一部别开生面记述先祖文化与物质文化史相结合的著作。

《巍巍帝尧》

作者乔忠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著有《远去的风景》等图书计88部。曾获赵树理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冰心散文优秀奖。

《巍巍帝尧》融典籍史料、神话传说、考古发现于一体，用文学的笔法，首次全方位、多视觉展示了上古时期，帝尧带领先民在河东大地探索奋求，催生国家、肇始文明的壮丽画卷。

该书从帝尧母亲庆都离奇怀孕、生育帝尧，到先民万众抔土成陵、安葬帝尧，写照了他传奇精彩的一生。尤其是浓墨重彩再现了帝尧带领其团队创造的辉煌业绩：定都平阳，钦定历法，敬授民时，推进了农耕文明；开凿水井，抵御大旱，开启了人类利用地下水的先例；树立华表，倡导建言，率先实行民主治世；画地为牢，创制刑法，拉开了依法治世的序幕；垂拱而治，教化万民，提高了平民的道德素养；设立米庠，教化少幼，形成了最早的学校……由此，将部落和部落联盟带进了国家门槛。由此，最早的国家雏形出现了，人们在康庄击壤而歌，始有小康社会之说。帝尧堪称民师帝范、文明始祖。其开创的文明，衍行的文化，贯通古今，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深远意义。

意义何在？作者站在新时代的高度，潜心思考，作出高屋建瓴的揭示。帝尧钦定历法，设立诽谤木，都是前人没有的举措，属于最早的创新实践。可见，尧文化是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之源，又是创新发展之源。

当今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命题。帝尧钦定历法，让他所在的唐部族演进变为唐国；敬授民时，让天下各部族都跨进国家门槛，这就是最早的命运共同体。古老的历史，全新的认知，《巍巍帝尧》一书激活了河东大地的悠久往事，为当代发展注入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

《德孝舜地》

作者毕星星，山西临猗人。著有《大音绝唱》等。作品多次入选各年度年选及排行榜，有作品获过冰心散文奖、赵树理文学奖。

尧舜是我们共同的祖先，尧舜活动地区是中华民族的根脉所在，正因如此，全国各地关于尧舜史迹的标榜，遍布南北各地。

作者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在运城各地搜寻打捞关于舜帝的各种史迹，包括史书记载、历史遗迹、民间传说等。

作者主要考察了永济、垣曲、盐湖区三地，意在以亲历亲炙，讲述舜帝在此地渊源流长的存在。以史书传说史迹互证，说明舜帝的历史活动历史贡献，就在古河东实现，在古河东完成。古河东的悠久文化，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族文化直根。这里最早叫中国，河东子民理应发出响彻千山万水的最强音。

本书初名《舜地寻踪》，意图以时间为经，以河东大地为纬，编织一幅德孝文化千年流传的壮丽图景。从舜帝孝亲和睦乡邻的传说，一直到运城地区近年来的德孝文化创新承传，一脉相承，绵延不绝，既挖掘了千年传统的不朽价值，又突显了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关于尧舜，正在由传说一步一步走近史实。

最后，由陶寺考古成果展望，让我们越来越接近尧舜的实体。舜地寻踪，踪迹处处闪烁。

我们要寻找千古文化之根，同时也在一步一步走近历史的真实存在。传说时代即将成为信史。

本书不是学术论文，我们的定位是文化散文。

历史事件需要艺术化地表达，作品要体现艺术美，于古老的历史事件生发出活色生香的感受来。

《大夏禹都》

作者苏华，供职于山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著有《职方边地：中国勘界报告书》，长篇人物传记《何澄》，读书随笔集《书边芦苇》等。

《大夏禹都》以中国现代最具科学精神的考古学家李济选择古河东地区进行探索华夏文明的调查首选之地为开端，以1957年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主持进行的豫西、晋南夏墟调查为历史叙事的延长线，利用大量的图典和相关通志、府志、县志，通过历史逻辑学的比勘、对照、分析，对颇有争议且久无定论的多个“学说”，予以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所谓的夏，就是早期中国的文明之曙；夏人，就是活动在古河东地区的华夏族的中国人；夏墟，就是夏朝灭亡后的旧地——不会超出夏禹时代九州向其国都进贡的大安邑王畿之区域；而夏王朝的第一个国都，便是禹都安邑。

与已见诸图书市场的夏史著作不同，《大夏禹都》一书以寻找夏墟和探寻夏文化的几位关键性的人物为中心，围绕着他们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贡献和主要学术活动及观点，展开了引人入胜的现场还原；书中的新材料和从方志中发掘、研判出的新史料在每个章节中几乎都有显现，给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阅读新体验。

《大夏禹都》还对夏朝的主体人物禹帝的家世、事功和夏朝的帝王谱系进行了完整清晰的描写；对过去没加确指的禹都，从定都到营建的要素作出了符合逻辑链条的平实描述。读者从该书中，不仅可以看到夏都诞生在古河东的历史事实，还可以看到很有力的“垣曲原来是汤都”的精彩篇章。《大夏禹都》为河东大地上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作了学术和文学相结合的完美叙事。

《农神后稷》

作者顾文若，山大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长期致力于北方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尤其关注山西文化研究。

本书以后稷文化为中心，追溯了华夏农耕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历程。由于河东居于泱泱中华腹里之地，是尧舜禹建都兴邦的地方，早在五千年前就是当时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华夏文明发祥的核心地带。作为后稷的出生地，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与文化土壤。后稷作为农业之师对传统农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农业就是从这里起步，推广到四方，河东地区因而成为天下粮仓之源。农业文明是后稷文化的灵魂，后稷对我国原始农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因地制宜、选择良种、加强田间管理以提高作物产量以及对生产工具的改进等。

本书还从后稷作为周部族始祖的角度，梳理了他对后世社会发挥的巨大影响力。后稷开创的农耕文化，深深扎根、积淀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在河东，无论是民间节日、饮食、娱乐等民俗，还是家风传承都体现出农耕文化的因素，古往今来，许多政要文士写下了大量纪念后稷的诗歌与文章，见证了后稷文化在各个层面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力。

本书认为，后稷精神的本质是在生活中观察大自然，经过思考，提炼对大自然的认知，不断改造我们的生存环境，通过物质文明的进步、通过不断掌握科学技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保障人类的演进和发展。研究后稷文化在当代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后稷的精神对当代河东地区文化经济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引领作用。

《后圣荀子》

作者高专诚，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著作有《荀子传》等，译著有《孔子与中国之道》《荀悦与中古儒学》等。

荀子是战国后期赵国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荀子远宗孔子儒学，近承子夏儒学，自创儒法兼容，既是晋地思想集大成者，更是河东文化的塑型者。

荀子学养丰厚、学识渊博，所著《荀子》内容丰富、文笔畅达，其思想和学术影响中国古代社会至为深远，特别是对于秦汉以后中国社会的制度建立和日常治理，更是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学习和了解荀子思想，对于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瞻望未来中国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也是《后圣荀子》一书的主要依据。

《后圣荀子》立足河东文化和天下学术，将荀子生平与其思想历程相融合，力图全方位展示荀子的形象及其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在全书结构方面，本书努力克服有关荀子生平资料较少、各种记载混乱且多有矛盾的不足之处，将荀子一生事迹与他的思想进程相结合，展现了丰富立体的荀子：晋地河东时代的儒学家荀子、齐国游学阶段的哲学家荀子、各国游仕过程中的政治家荀子，以及终老兰陵时期的教育家和文学家荀子。《后圣荀子》既有对荀子生平的详考，更有对荀子思想的崭新思索。对于荀子兼融儒法思想的分析，对于荀子教育成果和文学成就的探讨，对于荀子思想与河东文化关系的思考，是本书的亮点所在。本书既注重通俗性和可读性，又兼顾学术性和严肃性。

《天下裴氏》

作者韩振远，山西临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著有《古之旅》等。曾获郭沫若散文随笔奖、赵树理文学奖等。

多年来，研究、论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世家望族裴氏家族的学术著作、描写记录裴氏人物的文学作品多不胜数。本书在诸多裴氏论著的基础上，选取特别角度，独辟蹊径，将裴氏家族兴衰、人物沉浮，与中国社会进步结合，尤其与中国历代官员选举制度、官制本身的演变相结合，揭示裴氏家族官场兴衰的内在原因，系统地阐述其滥觞、崛起、发展、鼎盛和衰落的全过程，是一部融思想性、知识性与文学性于一体的家族史专著。

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实际是引领裴氏家族文化的风向标。本书以历史上的选官制度为线索，将裴氏家族的尚学、知学、好学、勤学、苦学、强学之风贯穿其中，全方位揭示出了裴氏家族文化的精髓。裴氏家族彪炳史册的豪杰俊迈、贤相名将，无一不是读书人。在记述时代风尚、人物生平时，作者有意表现裴氏的家族文化，尤其是官宦文化、廉政文化对人物的影响。

本书遵循有利于内容展现、有利于作者表达原则，按时代分为五章，各章选取裴氏家族不同时代的三四位代表人物。为不中断叙事连贯性和阅读连续性，每章均有引言，用两三千字的篇幅，论述时代特点与裴氏家族的发展状况、作者观点。本书用简洁晓畅的叙述语言，夹有论述，随事比兴，因时抒论，不虚饰，不妄赞，用客观公正的描述，将作者的文学审美、历史观点表现出来。

《千秋武圣》

作者王西兰，山西永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运城市文联主席，山西省文联副主席。三次获得赵树理文学奖。

我们知道关公的许多英雄事迹，是艺术的虚构；而史册书写的，有不少是负面评价；他身后的封王封帝，伽蓝天尊，自然有着浓厚的神化迷信色彩。我们的武圣关公，难道是虚构的、负面的、迷信的关公？这是长期以来关公信仰的一大难题。这个难题需要科学解释，需要正确地回答。否则，关公文化的引深和发展，也就会越来越困难。散文化书写的关公传记《千秋武圣》，力图破解这一重大难题。

该书完全剥离和剔除艺术虚构，真实地记述了关公纵横天下几十年的奋斗历程，反映了他在东汉末年为平息乱世国家一统的英勇斗争，反映了他在蜀汉集团生存、立足、发展各个战略阶段的巨大功勋。读者可以看到，没有了那些传奇般的虚构故事，关公仍然是一个英勇战士和优秀统帅。他忠诚信义的品格和英勇奋战的精神，使他必然成为历史上一个真实的人民无比敬仰的英雄人物。

《千秋武圣》通过科学辨析、理性解读关公的负面评价，力求还原正面的关公。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分析和质疑关公的负面评价，是要说明关公即使有缺点，也不是长期以来被误解的致命缺点。《千秋武圣》努力厘清和剔除神化迷信，对民间信俗意义上的关公信仰，进行了科学分析，阐述了神化迷信与敬奉关公的辩证关系。关公是具有高尚品德和崇高精神的历史人物，关公信仰是民众崇拜、朝廷尊奉、宗教利用共同融合的文化现象。关公的忠义仁勇精神，使他成了中华民族的心灵寄托和道德追求，从而形成了体现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和民族道德伦理的关公文化。这是关公信仰的精神实质。

《大历诗冠》

作者张瑞君，文学博士，二级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著有《杨万里评传》等。

《大历诗冠》用雅俗共赏的语言，第一次全面地展现了蒲州的中唐诗人卢纶的人生历程、思想性格、诗歌内容与艺术成就，揭示其大历第一的诗歌地位。

卢纶的一生虽艰难坎坷，但高扬人生的风帆，自强不息。他生逢中唐动荡的社会环境，但其喜怒哀乐不是仅仅围绕个人的得失进退。他深切关心民生疾苦，力争做一个为民办事的好官，也在不同题材的诗作中劝慰友人尽力为民，忧国忧民的情怀体现在许多作品中。他的边塞诗数量较多，不乏名篇。审美的触角深入到边塞的方方面面，对将士的同情流露在字里行间。真实地展现了战争的胜利与失败，典型体现了中唐边塞诗歌的艺术风貌。他的送别诗，数量多，不拘一格，积极向上，肯定人生，感人至深。他的不少自我抒情诗，典型地表现了特定时期的士人心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艺术感召力。

卢纶的诗歌富有精巧灵动的构思策略；想象奇妙新颖，妙喻无穷。如果说盛唐诗是长江大河奔流入海，气势磅礴，卢纶的诗歌则如桂林山水，清新美艳，韵味隽永。他的诗歌语言灵活流利，节奏明快。他的诗歌风格多样，或豪迈奔放、或苍凉悲壮、或沉郁顿挫、或高妙悠远，或自然平淡、或典雅精致、或色彩绚丽，不一而足。他在唐代诗歌史上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司马温公》

作者李金山，山西夏县人。现供职于山西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著有《李鸿章：“裱糊匠”的慷慨与悲凉》等。

本书以纪实手法，全面描述了北宋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司马光的一生。

本书着重描述了司马光与河东的关联。比如，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司马光的母亲聂氏去世，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又在晋州（治今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知州任上病逝。不久，司马光与兄长司马旦护送父母灵柩回到夏县。当时的夏县县尉刚好是司马光的“同年”，名叫孟翱。在孟翱的引导下，司马光走遍家乡的每一寸土地。司马光守孝期间，朝廷在夏县征召乡弓手即民兵。大宋与西夏在打仗，正规军屡战屡败迅速减员，于是想到征召民兵作为替补，百姓哭声一片，好像人人有丧事、家家遭抢劫，司马光耳闻目睹，深刻感受民生疾苦。司马光还在家乡读书写作，《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等，都写于夏县守孝期间。又如，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司马光在宰相任上去世。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正月，葬司马光于夏县司马氏祖茔。宋哲宗亲自书写碑额“忠清粹德之碑”，并诏令翰林学士苏轼作神道碑文。

本书还深度探究了司马光与河东文化之间的关联。比如，河东民风淳朴，节俭被当作信条世代相传。司马光作为河东之子，本人一生节俭，他还教导儿子节俭，写下著名的《训俭示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