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地行船”与“六股头”

■张中海

远古时期的大河之上，瀑布除作为界标或自然崇拜物外，具原始生产力状态的人类对此毫不感兴趣。以后河运兴起，它反而成为令人头痛的障碍。1954年春，延安方面直属的一支船队由当时第一船手马万荣带领，起运军用物资发往潼关，其中一船是火车零部件，单件重大多千斤以上，超宽超长，雇人抬，抬不动，自己抬，抬不了。马老船叟没办法，只能作出推船下水过龙槽的决定。

龙槽的山西河岸这边，有两股水流，依次叫溜船壕、烟筒壕。黄河水小时，溜船壕涸。烟筒壕河道陡，壶口瀑布激起的水雾顺河喷涌，状如烟筒，故称烟筒壕。此二壕与龙槽并行，只是没有龙槽内水势湍急。马万荣无奈掌尾棹驾船顺溜船壕下行，居然闯过龙槽天险，应是黄河船运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

之前，龙槽上下出事的何止数十家。三交镇坪上村的刘财主自养大船，雇水手数十名，经营水上生意几十年，终因一次风大浪险，下行船失控，困在龙槽盖上俗称馍馍石的地方。为了救人，连送七条人命，刘财主从此破产。吉县一位姓胡的老艄在龙槽以上遇风失控，船上十余人丧生，仅胡艄一人幸存。那胡艄自从失事后得了一种恐水症，一见流水便恶心呕吐，从此再未吃“水手饭”。

而恰恰就是这个障碍，为了使上下船只更快更有序地通过，壶口岸边六个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村庄，由此结成一个至今看来也颇具现代意味的航运组织——“六股头”。松散如土豆、素无专业训练的村民，由此就都成为产业工人和“股东”。

来往船楫在壶口上游河东的龙王辿泊岸，将所有物资全部卸下，并将船拖上石岸，用人畜纤拉到壶口下游数公里之外的七郎窝，再入水装货顺流下行。对这种拖船法，人们冠之以令人啼笑皆非的名称——“旱地行船”。

“六股头”组织产生前，路经壶口船楫的货物，皆由沿河居民自由揽运。商家利益、船家利益、搬运工利益等河涨河落春去秋来所形成的行市，在壶口东浒的航运中，时常导致滞运、抢运、斗殴以及运价抬高等诸多问题，有时泊岸船只拥挤十数日不能下行。康熙年间，当地乡绅发起在壶口东岸凿渠引水流船解决人力拖船问题，并提出凡参加凿渠村庄，均有承揽码头搬运权利，否则，不能介入码头搬运市场。此渠凿成，因出口水面显高不能使用，但因协议组成的一个包括吉县壶口附近的南原、上市、中土、留村、南村、古贤村的搬运组织“六股头”，却留了下来。

“六股头”意思是，六个大村六股分成，每年由六股中轮流推举一个股头。其股头产生的办法，采取一年一度摇骰子的办法，得胜者任股头，任期一年。股头的职责是，负责管理本股承担所搬运货物和拖船时的人事分配；负责征交本股也就是本村所辖居民的“甲总粮”，即税收；负责缴纳码头军警生活补贴用款；负责向股员分配搬运利润。股头还有一些特殊权利，每搬运一只船，从中抽费1200文，名叫“余头”。这1200文，800文归股头所得，其余400文为公共积累，以供特殊情况和献戏使用。但实际上是股头的组织运筹费用，下余80%才是股民应分数。股民分配办法，又采取原始平均分配法，即“拨堆认股”和“好汉股”。按拖船人数，每10人为一股，将收入的钱按股分为若干堆，然后分给每个股民。对股民分配，不分男女、体质强弱、出力大小，只要参加了拖船，都分得一份。这就有了平均主义、原始共产主义的意味。而“好汉股”则是向搬运过程中贡献大、出力多的村民倾斜，具“按劳取酬”的市场经济色彩。又因为股头是通过摇骰子产生，所以本股村民，都有担任为期一年股头的可能。

为防止码头搬运纠纷，“六股头”组织严格按协议进行，叫作“按弋搬运，周而复始”。就是将上游下行泊岸待卸的船只，每七只编为一组，他们叫“一弋”，每个成员村股每次拖完一弋，即交下个成员村股拖运，以此类推排列搬运次序，违者由龙王辿神会处理。在一弋排列次序中，仍然存在着一个先后问题，船主往往在争取先行拖运时，向股头行贿，当地人称这种贿赂为“暗钱”，归股头私有。

“六股头”航运对当地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经济又推动文化。据龙王辿六股人等在宣统元年给知州黄寿征所树的一块功德碑分析，每年码头可为州立学堂提供经费银两约1600余两，约折小麦126万斤，由此才使当时靠近龙王辿码头的文城一带，成为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进学秀才最多。1938年日军进犯吉县前，此地居民住宅已十分考究，一般人家都饲养高骡大马，一部分人甚至有数量不同的长、短雇工，或在冯家碛龙王辿、小船窝一带开设商号和宿店。

具体每年的收入究竟多大呢？据老年人回忆，船经壶口瀑布码头，一般装卸费白银6两左右，人、畜每天收入400文即可折购小麦60斤，年收入白银50两，可购小麦3万斤。正常年景路经码头船楫达四五千只，码头搬运收入白银约2.4万两左右，加上拖船收入，可购小麦1600万斤，大概是当时吉县粮食总产的40%左右。此时依靠黄河收益的约800余户、3000余口人，年户均收入白银33两，人均收入白银9两，按当时粮食市场折算，每人可折购小麦5400斤。

据《黄河史志资料》石全正、李德宽《龙王辿码头“六股头”组织始末》介绍，此组织兴于明初，繁荣于清代，衰落于抗战前，前后约经历了400余年。它的黄金时代应是乾隆至光绪之间，按照同治九年修复捻军东渡烧毁庙宇碑文来看，当时献资修庙的商号有63家，其中有钱庄、皮庄、当铺、盐店、药铺和京货店等。故清代贾遇时著文写道：“斯地也，山势巍巍，重叠万仞；河水浩浩，波浪千层……舟楫到此，能不舍水而归登陆乎？是以客船星集，如鱼贯之相连；店铺林立，似雁行之不绝……水旱码头，盖莫善于此地……人人得而就食……得财犹运掌，归尽六股之兼人；求利若折枝，远招四方之游民……地虽偏小，胜得泾阳三原；形似弹丸，赛过长安八水。”

从上游河套王同春初露锋芒的“短辫子河”“四股头”，到晋陕峡谷壶口天堑“六股头”，再到二十世纪90年代初大河上下渐兴的两人或多人合伙公司，大大小小的股份公司和以后国家独营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以至上市公司，历史转了一个圈之后又回到初始的起点。当然，这个回归已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螺旋式上升了。

本文系作者《黄河传》第六章《表里山河》第四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