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博士钢笔

赵焕增

在我幼年的记忆中，家父很富有，因为他有四件宝贝：一支博士牌的钢笔、一支抽旱烟的烟袋杆、一根六尺长的木棍、一只熬砖茶的搪瓷茶缸。其中，用处最大、最为珍贵、最为奢侈的就是那一支博士牌钢笔。博士牌，听起来高大上，其实那时候价格是低廉的。

自我记事起，那支博士钢笔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父亲——不是别在他的上衣口袋，就是捏在他的手中给病人开药方。每天晚上睡觉前，钢笔总放在他的枕头边。这支钢笔是他的四件宝贝之首，好像他的保护神一般。他用这支笔开药方时，表情是那么凝重，眼睛是那么有神，精力是那么集中，仿佛这支笔有千钧之重、万钧之力。幼年时，我每看到这阵势，总想偷笑。

家父生于一九〇五年腊月。少年时代，他跟随祖父和大伯、二伯耕田种地、学做家务。“三余”时光，祖父教他读书写字。十七岁那年，他考入平陆县国民师范学校就读。十九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毕业后，他受聘到上岭村、梁滩村、中张贺家村任教。家父三十三岁那年，祖父去世。他谨遵祖父教导，回家侍奉祖母、务农、教书、自学中医，还曾担任村长数年。其间，因为公正分配抗日支前“合理负担”，遭受人嫉恨、诬告，他被中央军某部抓捕，初判死刑。中央军某部参谋长命他写出与案件有关二十三天内的每日行踪、接触人员及谈话内容。他凭借自己非凡的记忆力，正是用这支博士牌钢笔写出了真实、准确、详细的书面报告。后该参谋长亲自带队深入调查，查明了真相，充分肯定了他在担任村长期间为抗日支前所作的重要贡献，否定了诬告，洗清了冤屈。参谋长还亲自带领部下专程送他回村以示道歉、以告村民、以张正义。时年，父亲三十九岁。

自那以后，家父就与这支博士钢笔结下了不离不弃的缘，这支笔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家父虽上学很少，但他聪颖好学、悟性超群，国学、历史、数学，样样精通，毛笔字、钢笔字都写得很漂亮。

以此为基础，他自学中医，无师自通，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出类拔萃，在全县中医师考试中成绩优异，名列第二，也是用这支博士钢笔做的答卷。

他在张村医院工作多年，县卫生局曾几次发出调令，调他到县医院工作，但由于公社领导坚决抵制，调动未成。后来，管理区（后涧村、浑里村、石埝村为一个管理区）多次书面申请，所有村民签字、按手印，要求他回村行医，但张村医院和张村公社领导拒不批准。后经管理区多年努力，加上公社及医院领导调整，他本人主意又很坚决，遂回村行医。回村后，不论春夏秋冬、深更半夜、风霜雨雪、盛夏酷暑，只要村民前来呼叫，他都会带着这支博士钢笔立马跟随，去村民家里为病人看病、开方。每遇疑难病症，他要么认真看书，要么一边抽着旱烟，一边凝神思索。然后，拿着这支重如泰山的博士钢笔开出药方。

当时，从后涧村到浑里村、从浑里村到石埝村，各有一段路程没人居住，路边处处坟茔，夜晚常有野狼出没。每逢深夜出去看病，他总是在上衣口袋里别着这支钢笔，右手掂着那根六尺长的木棍用以防身。曾经有两次，在回家途中碰到野狼伏于路边，他凭着早年学过拳术又身高胆大，一边高喊，一边挥舞棍棒，吓走了野狼，保全了性命。

那时候，张村公社、常乐公社、本社别村、上级领导，经常有人来家里请他出去看病。由于路程较远，又必须步行，他就拄着那根六尺长的棍子前往。他从来都是义务看病、分文不取。他曾给我说过：“今天去常乐（非服务范围）看病，人家给了五元钱，我执意不要，人家执意要给，我就趁他不注意把钱悄悄塞到他家炕席下面，他送我到村边我才给他说了。老百姓挣钱很辛苦、很不容易，我就会看个病，别的也帮不上啥忙，这钱无论如何也不能收。”类似的话，他在家里说过很多次。不管为谁看病，他都会体贴病家疾苦，想方设法让病人少花钱、快治病、早康复。他的一言一行，成了最好的家教。这样的家教，潜移默化，对我影响极深。我参加工作后，秉承父教，坚持公私分明，不占公家和别人便宜。

四十多年间，家父坚守医德、研习医学、精进医术，诊脉看舌悟性极高，用这支钢笔开药方，治愈了很多疑难杂症，挽救了不少垂危的生命。他曾多次参加平陆县名老中医专题研讨会以及疑难杂症会诊。

记得那一年，本小队社员吕章昌突然肚子疼得要命，呼天叫地，满炕打滚，浑身淌汗，家人赶快请家父前往诊治。他诊断为急性肠梗阻，让老吕赶快去医院做手术。老吕说，好我的哥，去医院我就死到半路上了，你救救我吧，我就是死也要死到家里。情急之下，他就用这支博士钢笔给老吕开了药，老吕喝药后时间不长就拉了一大盆，啥事也没了。老吕说，我就说我哥有办法，谢谢你救了兄弟一命。

“文革”期间，公社某秘书将他叫到大队部，说他是国民党员，逼着他写加入国民党的经过。他就用这支博士钢笔写道：1968年×月×日中午，在后涧大队部，被公社秘书×××勒令并介绍加入国民党。这位大秘书眼见大事不妙，恶狠狠撕了那张纸，挥挥手让他走了。

家父秉性坚毅、刚正不阿、勤奋好学、博识多才、乐观外向、善交好客。家中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人前来聊天，他便用那只搪瓷茶杯熬砖茶，用茶水热情招待客人，在煤油灯光映照下给来客讲医道、讲历史、讲国学、讲五行。经典古文，他全篇背诵；历史典故，他信手拈来；名言警句，他张口即出；《药性赋》《汤头歌》《医学三字经》《温病三字经》《伤寒三字经》等经典医著，他全本成诵。他自购医学书籍、自订医学杂志，划重点、做眉批、写笔记，以勤勉之行学而不厌；他拟提纲、做讲座、带徒弟，以诚恳之心诲人不倦。

随着年龄增长，我终于明白：这支博士钢笔不仅是家父生命的寄托，更重要的是关系着千万群众的生命；这支博士钢笔绝不是一般的钢笔，它是父亲大爱精神、高尚医德、精诚医心、精湛医术的化身。

一九七八年腊月，他自感身体衰弱，开始服药调理。次年春，他突患严重痢疾，痢止后大肠出血。周边同事闻讯后，相互联系多次前来给他会诊。经过服药、输液、输血，血止后病情略有好转，但因身体功能衰竭，他体力不支、卧床不起，加之当时医疗条件和医疗水平限制，历时三个半月，经多方医治无效，于农历五月初四日寅时与世长辞。五月初二早上，他躺在炕上，闭着眼睛对我说：“把钢笔和药方拿来。”我说，你要干啥？他说：“有人来看病，我要写药方。”这就是他的遗言。

这支博士钢笔，伴随了父亲四十多年，不知更换了多少笔尖，开出了多少药方，治好了多少病人，挽救了多少生命，立下了多少功劳。弥留之际，他老人家还念念不忘用这支笔给病人开药方。

四十三年前，这支博士钢笔和父亲一起走了，给我留下的是永远的悲伤和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