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间：从孟子游梁祠到山陕甘会馆

▲开封山陕甘会馆 （资料图）

赵凡聚

义、利之辩是中国传统政治和道德文化中的大关目。孔子强调仁义，把义放在利益之上，但他并不排除对个人利益的正当追求，甚至说“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为求富贵，虽执鞭坠蹬那样的“贱役”自己也愿意去做。在孔子看来，只有那些有背于仁义的富贵才不值得追求，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孟子最早将义与利对立起来。孟子义、利对立的最强音发自古城开封。

众所周知，开封战国时期是魏都大梁，魏国因此也称“梁国”。魏（梁）国的魏（梁）惠王与孟子同时。因为魏国为强秦所逼久矣，其统治中心一再迁徙，最终离开三晋故地，迁到关（崤关）以东的大梁，来自秦国的威胁却如影随形，仍然摆脱不了。利国强兵之策当然是魏惠王最为渴求的，他希望孟老夫子能为他贡献这方面的良策。两人见面，魏惠王这一愿望刚一出口，就被孟子兜头泼来一盆冷水：“何必曰利？”接着说出仁义的好处。这篇名对（对问）是孟子思想的宣言书，是“孟子主义”的旗帜。因为它是在开封发出、树起的，后人特在开封立祠纪念，“孟子游梁祠”是也。祠的主体建筑已消失，仅存“棂星门”牌楼。古往今来，若说关于义薄云天的宏论，没有谁能盖过孟子。

至于义的实践者，首屈一指的当然是关羽了！他的历史与传奇故事妇孺皆知，无须多言，他的品德虽不止重义一个方面，但在重视和践行义的方面最为突出，开封山陕甘会馆里著名的“鸡爪牌坊”上“大义参天”四个金字的评价已臻极致了。由此可见，会馆的建设者最为看重的，也正是关羽品质里的那个大写的“义”字。

问题来了：山陕甘会馆是商人的会馆，即今天商会的会所。而商人，在古来朝野的评价中，是最重利益的群体。白居易一句“商人重利轻别离”让商人“唯利是图”的“差评”直到今天还难以消掉。那么，重利的商人们为什么又要斥巨资建设如此精致的庙宇，祭祀“义神”关公爷呢？

商人重利无疑是理所当然的，倘不重利，商人也就不存在了，社会财富的增值也将大大减少。重利和唯利是两码事，就像爱吃与只知道吃、爱看戏与只看戏大不相同一样。但人们评价事物恒持两端，常失中庸，普遍地把重利等同于唯利是图，甚至说出“无商不奸”的绝对话来。虽然古今有无数疏财仗义、急公好义的商人为人称道（在近年的震灾、水灾、疫情灾害中，商人也是冲锋在前，扶危救困），但仍然改变不了数千年形成的轻商薄商的陈腐观念。彰显正能量，彻底改变重利、唯利形象，一直是商人群体和商界领袖的一大心愿。于是，建关帝庙，树“义”字旗，号召本界人士多行善事，广兴义举，就成了商人的共同选择。山西、陕西、甘肃三省商人在中原重镇开封共建会馆，配建关帝庙，盖亦为此也！但世人很难理解先辈商人建关帝庙的良苦用心，山陕甘会馆如鲫的游人大多贪看绝世的砖雕、木雕和石雕，既没导游提起，更没几个人意识到这一点，仍然固执地以为他们祭祀关公只是为了求财。后世的商人也不理解前辈的善意苦心，竟把“大义参天”的关云长当成“武财神”来顶礼膜拜，不知贩枣生意也没做大、一辈子没积什么财帛的关老爷受了人家的香火之后将何以为报。

建关帝庙，不是一般商人有此能力的，即使对资产亿万的巨商大贾来说也非易事。小商小铺虽然建不起关帝庙，也不废对关老爷的信仰，一张桌子、一座神龛、一块木板，安置一尊关公像，或者只在墙上贴一张关公真容，早晚三炷香一展虔敬，也就可以了。

关公信仰如今已是商业文化的组成部分，不可以封建迷信视之。敬拜关公无可厚非，只是提醒一下商人朋友们：当你在关公面前早晚拜祷之时，除了大发利市、财源广进之外，是否也要想一想义利兼得、以利济义、行义致利的道理？

（《汴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