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细部的历史皱纹
——读毕星星先生《河槽人家》

《河槽人家》 书影 （资料图）

逆反了主流话语的宏大叙事，腻歪了庙堂文本的风云人物，人们开始把热切的关注目光，投向凡夫俗子的芸芸众生。毕星星先生的《河槽人家》，从历史的陈年旧迹中，搜寻飘逝的灵魂，还原鲜活历史本相，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时代细部的历史皱纹。

毕星星与我说过，他们村完整保留下了村里的历史档案，堆摞在一间尘封的老屋里，开锁时，吱吱响，还往下掉铜锈渣渣。一个河东村落，自觉地保存下几十年的历史档案，历任交接，这些纸张文字竟然完好地交割，保存到今天，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星星兄说时眼睛射电放光，如获至宝如数家珍。

星星兄在《河槽人家》的序言中说：“这些档案，在别人手里，是死的文字。到了我手里，那可是一个一个鲜活的人物场景。档案里记载的人，许多就在我身边。我见证过他们的音容笑貌、劳作和悲欢。许多人已经去世，他们的后人还在，和我就在一条巷子里长大……岁月如一条河，潺潺地流过来，村落一任岁月冲刷，庄稼收割了多少茬，乡亲送走了几辈辈……这块土地上，岁月的痕迹有深有浅，却也是切割得一丝不苟，一刀一画都留下了印证。”

毕星星说：“回到故乡，有这个好处，随时随地碰上的都是熟人。一个面孔背后，都是好几代的往事。你能听到真实的表达。他们的爱憎恩怨，他们的回忆怀想，都在和你的闲话里。不知不觉完成了采集，回到自家关上门自己整理，和档案对照。大体上，主要线索，枝枝叶叶，就都有了。”

毕星星还说：“我想把这些记录下来，在我看来，这个就是我的中国故事，讲好我的村子，就是我的中国叙事。”

毕星星收入《河槽人家》中的许多文章，我先前已经在《随笔》《山西文学》等诸多杂志中看过。《回乡去认古碑》挖掘出一个村庄峨嵋涑水沧海桑田的沉浮脉络；《40年代的乡村暴力》通过乡村民间的恩仇杀戮，钩沉着暴民文化根深蒂固的历史渊源……

还有一些是尚未见诸纸媒的新篇。

乡土俗里的一草一木一颦一眸，这些社会末梢的毛细血管，无不牵扯着时代的敏感神经。

有心人天不负，有志者事竟成。毕星星一支生花妙笔，一横一竖，硬是把高头村写成了一个地标，一张名片。

星星兄在《河槽人家》的序言中写道：

经常有朋友问，你写的这些叫什么文体？在《随笔》发表的文章多，我也就胡乱称之为随笔。其实随笔这个文体很不可靠。它喜欢在多种文体之间摇摇摆摆，迷离惝恍。可以靠近散文，也可以靠近议论文体，也可以靠近纪实文学。近几年又有非虚构、在场主义等等，这些实在难以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界定。如果硬要找一个筐子框进去，我这种强调写实，依靠叙事推动，讲究文学性的文体，更多地在散文和非虚构之间，属于一种纪实性的散文。

2016年6月，傅书华主持，周宗奇、毕星星、赵瑜、鲁顺民与我之间，有过一次“关于非虚构文学的对话”。对话中曾有对写作文体认定的讨论。傅书华说：“这些文章，既有历史真实，思想深度，也有很生动很感性很文学的细节，可以说，是远承《史记》文史哲不分的传统。你说这些东西是叫文史散文，还是叫史性散文，或者叫纪实性写作，还是什么？”

名可名，非常名。对文体的定义，究竟叫非虚构，还是纪实，名之随笔，还是散文，并不重要。随着信息的高度发达，各种文体的手法也在相互融合，相互借鉴。山西作家近些年，在吸纳史学成果的同时，反过来在文学细节、思想深度上丰厚了历史。

毕星星说：“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自己的代表性文体。面对现实，小说软弱无力，早已失却了往日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热点在小说，说起文学，小说是代表性的文体。世易时移，小说不再热络了。”

在我们特定的生存语境中，作家的想象力可以说是苍白的。只有你想象力难以企及的细节真实，而绝无超越细节真实的虚构想象。那些富于想象力的小说家们，过分自信自己能够构造出一个高于生活的“艺术真实”，然而他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历史进程的方向，从来不会以任何天才的精心构想而转轨，它是无数人的聪明才智（这是一种争夺生存空间而由本能所激发出来的能量），无数用力方向，相辅相成，抵触消解，阴错阳差，最后由合力所综合形成的一个生存真实。它不是任何个人的“一厢情愿”，这个“真实”到最后一刻仍充满变数，仍使任何天才始料不及，大跌眼镜。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借助于纪实手段所发掘出来的，不是个人而是一个时代和社会的深层潜意识。

关于纪实与虚构之间，谁优谁劣的争议，一直尘嚣未休甚至沉渣泛起。

进入新世纪，尽管主流话语仍死抱住小说的正统地位不松嘴，各种纸媒、扶持、评奖向其倾斜，但无可奈何花落去，“文学自身矮化，小说泄气了”（毕星星语）。纪实性文本，力求给予读者最大程度的真实，力求最大限度地还原事件真相，历史本来面目。审美原则的转变，纪实观念代替了虚构观念，纪实性话语摧毁了虚构性话语。读者的目光，物极必反，变得极端现实起来，只关心真实存在和真实发生的事情，读者对现实和纪实的兴趣，完全压倒了对理想和信仰的追求。纪实与虚构之争，成为文化的风向标。

“反思历史不宜迟”，毕星星从尘封的历史档案中挖掘真相，趁当事人见证人还在世，“抢救材料”，不然随着一代人的去世，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就永远丢失了。

与着意于时代的风云人物，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研究的传统史学观不同，现代人的史学观越来越注重普通人的日常习俗和由生存环境形成的社会集体潜意识，现代史学观认为这才是历史中最重要、最持久的因素。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成为研究历史的珍贵史料，在现代人的观念中获得意义。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终有一天会由“稗史”成为“正史”。这种转变，是历史观的重大变化。

个人的记忆相对于宏大叙事，沧海一粟。但是放弃了见证人的个人记忆，就断绝了通向集体记忆的可能。个人记忆终究会转化为民族的集体记忆。

毕星星的《河槽人家》是挖掘被遮蔽的民族记忆。

毕星星说：“我曾写过一个创作谈，盛气凌人地声言，我的作品无处不真。我的文章在村里很多人传看，我自认为是经得起村庄检验的。”

写出了某种社会形态下一个人的“真实”，也就写出了这个“真实”的人赖以发生并生存的所有环境因素和人为因素。这大概也正是写出一个小人物的意义所在。

我们借助于纪实手段所发掘出来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社会的深层潜意识。我想，大概这也正是写出“真实”的价值所在。传记文学的想象力，表现在对历史资料的认识和梳理中。我觉得应该从浩瀚的历史记载中去钩沉填补起历史的空白。而不应用想象（有时会表现为“想当然”）去推断。想象代替不了读者期待的“眼见为实”。纪实作家的想象力是要从支离破碎的历史材料中，像用马赛克片拼凑起一个三维画面，还原“历史的现场”。

毕星星又说：“有一年回乡，我问一个本家的婶子，她说，八分是真，两分是假。为什么我刻意求真，总还是做不到真真切切呢？慢说记忆有误，事物的百般隐秘，总不可能完全呈现给你。”

对纪实文学而言，真实性是个不言而喻的前提。事实上纪实文学为什么受欢迎，就是要揭示真相，对抗遗忘。一个人的真实，总是与他周边的人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写出一个人的真实，必然会拉出藤蔓带出瓢。每个人的写作都是极端个性化的，我们对人物与事件的撰写，都有一个“由己及彼”的心理过程。“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如果脱离了自己的内心体验，也就失去了笔下人物形象的生动与深刻。

毕星星的《河槽人家》是还原历史的有力佐证。

记忆和生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记忆是一个人，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有所发展的动力源泉。如果没有记忆，我们一代代就只能不断地回复到茹毛饮血的生存环境。正是记忆维系和改善了我们的生存环境。

记忆是最宝贵的精神资源。健忘症是对资源的浪费。一个富有良知的人，应该能够勇敢地直面记忆，不屑以麻木、冷漠逃避和自欺欺人来回避记忆。如果记忆中充满涂抹痕迹、出现空白或断裂，某些事件被列入话语禁忌，一段鲜血淋漓的记忆不翼而飞，这一切只能表明：这段记忆所对应的历史事实有羞耻和阴暗之处，而且记忆者的心理，也必定隐藏着阴暗可耻、不可告人的目的。

巴尔扎克一直声称他是“时代的书记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为我们提供的历史画面，胜过所有同时代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所产生的价值。然而，文学反映生活记录历史的“现实主义”功能被弃置，“伪浪漫主义”大行其道。作家笔下“三千白云任剪裁”，文学想象功能被无限制地放大强化，而记忆复原功能却弃之如敝屣。

大历史背景下，记忆首先被遮蔽，接着被规训。某些历史事件，几乎面临着被记忆删除的命运。人所共知的灾难，难以有细节化的描述，仅存记忆也枯燥失活。总的来说，民族记忆的容量在缩水，色彩在单调……

2001年是诺贝尔奖开奖百年大庆，瑞典文学院以“见证的文学”为题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提出文学应起到为历史见证的作用，作家应该记录对历史的真实感受。

毕星星说：“我在村里听到的最高点赞就是，那事情说的真真的！”毕星星先生正以一己之努力，筚路蓝缕风尘仆仆地修补着历史的记忆。

本文作者为著名传记文学作家，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