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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写作的人

来源:运城日报发布者:张宝晶时间:2020-04-23

我写名人墓地,少不了冯友兰老先生。为此,我去了他的长眠之地,也翻阅了一些资料,其中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不仅写成了《哲学家的冥之联》,而且受到了老人家人格魅力的感染。

冯友兰(1895-1990),河南省唐河县人,清华、北大教授,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哲学泰斗,曾与毛主席多次讨论哲学有关问题。

1980年,冯友兰先生开始撰写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当时他已是八十五岁高龄,身体状况很差,不能阅读也不能书写,但他决定用本人口述、秘书记录的方式,完成一部一百五十万字的皇皇巨著。为了写好这部巨著,他每天都在书房枯坐,苦思冥想,然后一字一句说出来,由秘书代为书写,从不间断。他老人家曾经说过,“我写书,不需要很多资料,一切都在我的头脑中”。在眼睛几乎失明的情况下,完成这样的巨著,可见冯老知识是何等渊博,记忆力又是何等惊人。

冯友兰先生临终的前两年,不能行走,也不能站立,吃饭还需人喂,这些都没有停止他的哲学思考,他一如既往地继续着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写作。他躺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地说:“现在有病要治,是因为书还没有写完。等书写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他说,写作是“拼命的事”,“凡是任何方面有成就的人,都需要有拼命精神”,“历来的著名作家,凡是有传世之作的,都是呕出心肝,用他的生命来写作的。”他就是用这种拼命精神,克服一切困难,排除一切干扰,最终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令人感叹。

有其父必有其女。著名作家宗璞,原名冯钟璞,系冯友兰的次女,1928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退休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她写的《东藏记》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在宗璞90岁的时候,她的《野葫芦引》第四卷《北归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野葫芦引》是多卷本的长篇小说,由《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组成。它以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深刻而细腻地展现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民族的大爱,对入侵之敌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

宗璞于1985年底冬春之交动笔写《南渡记》,《北归记》于2018年杀青。因为身体与其他方面的原因,写写停停,一部长篇小说写了整整三十年,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恐怕也是很少见的。

庚子年正月,我宅在家里无事,便把去年冬天未来得及看的报纸逐一翻阅。2019年11月29日的《北京晚报》有对宗璞写作《野葫芦引》的情况介绍,读后同样让人心灵受到震撼。

北京晚报记者陈梦溪采访宗璞时,说了一句很有感慨的话:“这是部不可能完成的小说。”写《北归记》时,宗璞的双眼,一只视力是0.02,另外一只全盲,耳朵听不大清楚,半边身体不太听使唤,每天能用来创作的时间很少,可能只有不到两个小时。这么点时间中,还要躺一会儿,坐一会儿,歇一会儿。

《北归记》的责任编辑杨柳与陈梦溪聊的时候,不知说了多少次“太难了”。杨柳说,这事经不住细想,可能整篇小说,至少大部分的文字要准确地打好腹稿,在心里先写过一遍,不可能是想到这句,说出来,再想下一句。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不仅仅是记忆力的问题,她没办法查阅任何资料,只能将一切信息都记在心里,随时调取。

杨柳说,“假如这个事儿是我,就没招了,这个事就办不成了。一般人做不了这事儿,就算有这个能力,没有这种耐心和韧劲儿,也坚持不下来”;“第一要不厌倦,要不断地去找,一般的大脑肯定不行。有的人脑子行,但是懒得做,更不用说‘写’一会儿就晕了的宗璞先生,就要去躺着了,不‘写’的时候虽然不讲不说,但脑子要不停地想。这种写作的方式非常了不起,让人敬佩不已”。

杨柳说的“写”,其实是“口授”。从写《东藏记》的下半部开始,宗璞眼睛就不行了,其间经历数次视网膜脱落。开始的时候,她勉强用两个电脑屏幕,助手那边打好了字传到她面前那台,字号放到最大。后来电脑也看不清了,就打印到纸上,一号字,拿个放大镜看。再后来彻底看不见了,只好让助手一字一句念给她。

杨柳感慨,这简直难以想象。首先记忆力要特别好,小说中的人物是贯穿始终的,情节轨迹也是接着的,哪个人物在《南渡记》里什么样,跟二十多年后写的《北归记》都要对接上。其次,对于记不那么准确的地方,也要知道大概是在哪一章、哪一节,然后由助手去找,找到后再念给宗璞听,找不对就接着找。

细细品读,心有所动。我不敢说宗璞的眼疾,有她父亲的遗传,但她知识渊博、工作敬业、吃苦耐劳的拼命精神,却与父亲一脉相承。我想,这是家风使然。家风是一种家族文化,就是平时的耳濡目染,就是平常的潜移默化。正如宗璞写于2000年的一段话:“我无论怎样睁大眼睛,眼前还是一片黑暗,无边无涯,没有人帮助我解脱。忽然,我仿佛看见了我的父亲,他也在睁大了他那视而不见的眼睛,手拈银须,面带微笑,安详地口授巨著。晚年的父亲是准盲人,可他从未停止工作,以后父亲多次出现在黑暗中,像是在指点我,应该怎样面对灾祸。”“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女儿!

对于旁人来说,他们是用生命在写作。对于冯氏父女自己来说,则是用写作支撑生命,是以病弱的身体活出了生命的奇迹。如果没有一生心心念念的写作,生命的动力也就会停歇和消失。他们倾注了自己生命的甘泉,为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大贡献。

我已满72周岁,退休后年年体检,虽没查出要命的病,但身上这儿疼那儿痒成为一种常态。走路脚后跟疼,那么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吧;不行,坐下屁股疼,那么咱就躺一会儿吧;还不行,躺下腰疼;伏案看会儿书吧,脖子又疼。现在写东西,趴在窗台上站在地上写一会儿,脚疼了,然后再跪在椅子上写一会儿,在书房里走走转转,接着再写。这样的身体,一时半会还去不了马克思那里报到。怎么办?整天无所事事不行,总得找个事儿干。想来想去,还得干自己能干的事,还得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我虽然写东西,与冯氏父女不能相提并论,但爱好文字、敬畏文化却是一致的。写不了长的,写短的;写不了大的,写小的;写不了好的,写赖的。小车不倒只管推,一直写到生命的尽头。这就是我读了冯氏父女事迹之后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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