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人——献给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一

有人问我“贵庚啦？”我会自豪地回答“和共和国同岁”。

1959年国庆，我十岁不愁，天真烂漫，戴着红领巾高举“总路线万岁”的小红旗游行在石头疙瘩街头。举旗的右手感到一阵阵酸痛，二十多天前，在公社大灶门口，开展全民扫盲认字，我正站在板凳上领读时，排队打饭的人群前拥后挤，我摔在地上，手腕霎时疼痛难忍，肿胀起来，直直的手腕变弯了。

这时从人群中走出一个陌生人，浓眉大眼，宽阔的脸庞严肃里带着几分慈祥。他捏着我的手腕，上下捋搓，突然一个抖动，手腕变直了，疼痛锐减，又找来几块小木条，用细麻绳捆绑起来，低声温气地说：“手腕骨折了，固定一个月就会好的。”

他的神奇令我有点懵，妈妈告诉我：“他是你五服头上的堂兄，刚从外地回来。”

没到一个月手腕神奇般好了，我幼小的心灵从此有了梦想：长大要当个人民的好医生。

国庆二十周年恰逢“文革”，我弱冠之年，风华正茂，站在农民方队，游行在新城大街。炙热的大学梦被浇灭，笨重的体力劳动考验着我，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惆怅。那时候也曾责怪“祖国像母亲，却忽略了我”，但反思中觉得“母亲让我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在睡梦里，我的手腕又一次骨折，第二天就找到堂兄，拜他学“揉匠”。但是全家人极力反对，因为堂兄是富农成分，有点历史问题。社会上谣言四起：“小玉（我的乳名）憨啦，跟阶级敌人学揉匠哩”。

我坚定认为，能学到本事，于己于人都是好事，同时也提醒自己只学捏骨，政治上划清界限。

那时候农村谁摔伤，没人去医院，找揉匠好像是人们的习惯。夏天担麦回家，躺在坑上一点不想动，忽然师傅一声叫“小娃胳膊骨折啦”，我就像打了鸡血似的，浑身是劲儿，拔腿跑到师傅家，协助师傅拽胳膊。“揉匠”为我的青春带来一丝亮光。

公社卫生院有了小x光机，长直卫生院的老院长得知我有点“揉匠”功底，征求意见时我欣然同意了。

1977年放弃了三尺讲台，穿上了白大褂，走进“赤脚医生”的行列。

学了一年透视技术后心想：透视机就像一面镜子，照着捏骨应该手到擒来，是件很容易的事。

其实不然，有一次一位七岁的小男孩胳膊肿得像棒槌，已经找过三个揉匠捏过，效果不佳，我拍片后清清楚楚看到肘关节有一块骨头翻转着，在透视机下我用了九牛二虎之力，病人疼得嗷嗷叫，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骨块依旧翻转，我建议家长带着孩子去正规的医院。小孩的家长不听我建议，又找了一位“高明”的揉匠继续捏。

一年后再次看到这位儿童的胳膊像一个“牛节头”（方言：牛轭）拐着，不能伸展和屈曲。孩子的残疾就像一把尖刀刺入我的胸膛，我的心在痛，在滴答滴答流血。

“一定要当一名好骨科大夫”的梦想像一颗种子深深埋藏在心底。

二

“梦想的种子”就像一种无形的力量迫使我寻找肥沃的土壤，这土壤就是医学书籍，借来一套中专卫校教材，伏案苦读，做了十几万字的读书笔记。

同行们下象棋、打扑克，我却像一个书呆子“夜点明灯下苦心”，回家吃饭的路上也在默默背诵医学术语。

为了学习解剖学，自己动手制作骨骼标本，我在沃土里辛勤耕耘。

而立之年看到了雨后的彩虹，有幸在运城解州骨科医院进修，托关老爷的福，“梦想的种子”喜逢春雨，开始生根发芽。

学到了真本事，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刚回医院上班不久，一名青年被预制板砸伤后用小平车送来，右大腿粉碎性骨折，我学以致用，打牵引、手整复、小夹板固定，隔三差五搬着透视机进行矫正。几个月后病人痊愈了，我的正骨名声很快在十里八乡传开。

难以复位的就开刀，开展的第一台骨科手术，是在一个极其简陋的手术室进行的，纸糊的顶棚又增加了一层芦席，砖铺的地面又抹了一层水泥，墙上挖了一个洞放进去一个大油桶。手术开始了，油桶柴火熊熊燃烧，室内温度忽冷忽热，老鼠在顶棚上一阵乱窜，不免有尘土洒落，我急忙用敷料遮住伤口，事后越想越害怕，幸亏手术没有感染。

改革开放后吃饱穿暖的百姓懂得了新的生活，逐步从愚昧落后中走出，不再轻易相信江湖郎中的蛊惑，懂得了“磕磕碰碰去医院，拍张片子就看见”的道理。

百姓思想观念的转变，为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铺平了道路，我做好手术室完善工作，做起手术放心了、胆正了。

当年的地区卫生局下来检查，看到我院病房住着十几个骨科病人，啧啧称奇。

国庆四十周年，我不惑之年晋升为“骨科主治医师”，并升任长直卫生院院长。那年我梦想：“骨科事业再有扩大空间就好了。”

国庆45周年，我荣幸调到地处县城的新城镇卫生院任院长。相比而言，一千多平方米的三层楼房宽敞明亮，但由于自筹资金建房外债累累，医疗设备短缺，药房货架空荡荡的。债主们气势汹汹，用铲车堵路口，锁大门，坐在办公室谩骂恐吓，为数不多的病人吓得不敢来就医，本来就举步维艰的医疗环境更是雪上加霜，我焦头烂额，不知所措。

那年我的梦想是：“什么时候能还清外债，安心工作就好了。”

三

国庆五十周年，知天命的我迎来发展机遇，由政府领导协调制定了逐步还债计划，营造了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

我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开始创建“新城骨科医院”，“伤筋动骨哪里去，续筋接骨在新城”的话语在垣曲城乡耳熟能详了。

成为政协委员的我，那年国庆做客垣曲电视台“共和国同龄人访谈”节目。

本来只有病人认识的普通医生，一夜间名气更大。我想：由揉匠成为骨科大夫靠的是祖国母亲的强大。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矿业开采崛起，车辆增加，就连骨折也悄然发生变化，多发骨折多，复合伤多。

百姓看病也有了更高要求，“看病挑医院，病人选医生”。

我在谋划以人才求发展，在政策推进下、人情感化下，外院一位骨科副主任医师调到我院。上班没几天他就开展了胸腰椎AF内固定术，术后片子拿到西安红会医院，专家们不敢相信这是基层医院所做。

三年后他调走了，技术留下了，年轻的徒弟升任院长，医院发展又一次进入快车道。  2009年国庆，耳顺之年的我退休了。退休后不管是返聘还是顾问总没有离开医院，一颗热爱骨科事业的心依然在发热。

二十年前我一位80多岁的亲戚粗隆部骨折送到地区医院，当时没有好办法，回家后不久去世了。

该骨折一度被称为“老年人最后一次骨折”。

最近有一位85岁患者左粗隆部骨折，在我们骨科医院实施粗隆部微创PFNA内固定。术后数天就可以下床活动，出院结算时总费用花了一万多，病人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结算时家属只交了100元，他感动得老泪纵横。

祖国七十周年华诞，我欣喜看到民生不断改善，医学不断进步，祖国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古稀之年的我仍然有梦想，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直到耄耋之年，期颐之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