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与汪曾祺交往往事

李健吾，运城市盐湖区西曲马村人，常用笔名刘西渭，是我国近现代著名作家、戏剧家、翻译家和文艺评论家，‌代表作有《这不过是春天》《青春》《金小玉》等‌，曾翻译莫里哀喜剧全集及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等作品，是运城宝贵的文化名人资源。

李健吾和汪曾祺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两人相差14岁，汪曾祺还是一名中学生时，李健吾已是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且在文坛上确立了剧作家、小说家、文艺批评家和法国文学研究家的地位。

在未见过汪曾祺本人前，李健吾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中，已经熟知汪曾祺的名字，对这位文学青年的小说作品十分欣赏。经过李健吾之手，汪曾祺的两篇短篇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于1946年在《文艺复兴》杂志上相继问世。

虽然此前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就在《文聚》（昆明）、《大公报》（桂林）、《中央日报》（昆明）等报刊上发表过一些小说、散文和诗歌作品，但相较而言，在当时国内唯一的大型文学杂志《文艺复兴》上发表作品，对汪曾祺来说意义非凡，可以说是他在全国文坛上的重要亮相。从在该刊发表作品的作家阵容来看，有茅盾、巴金、曹禺、叶圣陶、沈从文、丁玲、钱钟书、杨绛等文学大家，其文学地位和社会影响可见一斑。那时，汪曾祺只是一名20多岁在文坛初露头角的青年作家。

困顿之中 李助汪渡过难关

1946年，汪曾祺从昆明辗转多地回到上海。当时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国民党当局酝酿发动内战，整个国家处于极端混乱之中。汪曾祺想在上海谋个能安身立命的职业，却处处碰壁。几个回合下来，生计无着，彷徨愁闷，汪曾祺情绪落入低谷，最坏时他甚至想到自杀。

一次，他写信把自己在上海的遭遇向远在北平的老师沈从文抱怨。沈从文立即回信，大骂了他一顿：“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骂过学生后，沈从文又写信给李健吾，请他对自己这位有才气却遭霉运的学生多多关照。

按图索骥，汪曾祺找到《文艺复兴》杂志主编李健吾。李健吾对汪曾祺说，现在上海到处都是失业者，找个好点的职业确实不易。眼下倒是有一个去处，如果他愿意将就的话，可暂解他的燃眉之急。随之，李健吾给他介绍了私立致远中学的情况。这所学校是李健吾在暨南大学任教时的学生高宗靖创办的，规模不大，当时只有3个初中班，教职员工20余人。学生多是附近经商人家的子女，学校收入相对稳定，因而教员的薪水也还是比较有保障的。

于是，1946年8月，汪曾祺正式到致远中学上任。校长高宗靖得知汪曾祺是沈从文的高足，发表过不少作品，又在昆明教过两年中学，对其十分信任，这样，汪曾祺承担了全校3个初中班的国文课。同时，学校还给他单独安排了一间铁皮顶棚，虽然简陋，却少人打扰，能满足他办公兼写作的需求。这里“除了我，谁也不来。下雨天，雨点落在铁皮顶上，乒乒乓乓，很好听。听着雨声，我往往会想起一些很遥远的往事”。后来，汪曾祺在这里写了多篇作品，并将这间铁皮顶棚命名为“听水斋”。

1946年8月到1948年3月，汪曾祺在致远中学度过了一段教学和写作生涯。除教书、批改学生作文外，业余时间他不是在“听水斋”看书、写文章，就是与黄裳、黄永玉等几名文友（后有“沪上三剑客”之称）看戏、逛公园、压马路，生活充实惬意。

他那时的计划是“拼命写出两本书”，仅1947年5月、6月，就写了12万字。有学者统计，他在“听水斋”完成了近20部短篇小说和一些论文随笔，初步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1949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邂逅集》初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共收入8篇作品，其中《鸡鸭名家》《落魄》《戴车匠》《囚犯》《异秉》5篇，都是在致远中学任教时完成的。

汪曾祺进入致远中学后，李健吾与这位文坛才子仍有交往。听说汪曾祺喜欢京剧，李健吾专门赠票邀他去上海静安寺路派克路口（今黄河路21号延安西路口）“卡尔登大戏院”，一起欣赏京剧名家的表演。在1982年3月14日写给李健吾的信中，汪曾祺深情地回忆：“您曾给我票，让我去看‘十大名牌（马连良、叶盛兰、袁世海等）’的京剧。您在‘卡尔登’门口等我，我现在还记得您当时的样子。”“李先生，我时常怀念您，怀念您在上海对我的帮助，怀念您的流利峭拔的文风。”

尺素传情 汪撰文怀念故友

20世纪80年代，劫后余生的李健吾恢复了与汪曾祺的通信。《新文学史料》2023年第2期，发表了汪曾祺写给李健吾的两封回信。

第一封信写于1982年3月14日，是回复李健吾前不久写信让他回忆与《文艺复兴》杂志相关的一些往事。信中，他回忆了自己当年在该杂志发表过的两篇小说，并谈到当年经李健吾介绍到上海的“弄堂中学”致远中学教书的往事，专门提到该校“校长名高宗靖，是您在暨南的学生，曾和您一同搞过话剧，艺名‘夏风’”。

值得一提的是，李健吾这次给汪曾祺写信，把地址写错了，信寄到了北京评剧院，经过一番周折，才由北京评剧院转到在北京京剧院供职的汪曾祺手中。为了避免以后将信再寄错，汪曾祺在回信的最后说，“回信最好寄到我的家里。我住在甘家口阜成门路南一楼五门九号”。从不知道对方的工作地址、更不知道对方的家庭住址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是很久没有联系的。

1982年5月21日，汪曾祺又给李健吾写了一封回信，回忆了自己在《文艺复兴》杂志发表小说的情况，并说明自己的小说集已经答应交给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无法再交给宁夏人民出版社（李健吾在信中可能不知道这一情况，建议汪曾祺把小说集交给宁夏人民出版社顾问、巴金的弟弟李采臣），因而提出让李健吾建议李采臣出一本林徽因的作品选集。

在汪曾祺这次给李健吾写信仅半年后，当年11月李健吾突然辞世。这很可能是触发汪曾祺回忆自己短暂的上海往事、创作短篇小说《星期天》的直接缘由之一。

这篇短篇小说发表于《上海文学》1983年10期。文中不仅详细地描述了当时那所“弄堂中学”的校园环境，还活灵活现地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其中一些人物形象可以与现实中的人物原型“对号入座”。他又一次提到“我就是因为到上海找不到职业，由一位文学戏剧界的前辈介绍到他的学校里来教书的”。这位“文学戏剧界的前辈”，当然是指李健吾了。

在汪曾祺的近200篇小说中，《星期天》是唯一正面描写他20世纪40年代末上海生活的小说。这篇怀旧小说是他对那段上海往事的怀念，也是对提携帮助过自己的李健吾的缅怀。

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的文学创作跨上新高峰，正是其风头正劲之时。李健吾也以曾经在自己主持的杂志上刊发过汪曾祺的作品为荣。

这从其发表于1982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上的回忆文章《关于〈文艺复兴〉》中可见一斑：李健吾从汪曾祺的大器晚成，联想起20世纪40年代与汪一起在《文艺复兴》上发表作品的青年小说家阿湛（原名王湛贤）：“想着汪曾祺，再想想阿湛，一样从《文艺复兴》迈步，两样结局，假如你能读到《文艺复兴》，能不为这位发奋有为的落魄的小说家叫屈？”想到阿湛的悲惨遭遇，李健吾发出这样的感慨：“这初出犊儿的小说作者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夭折，命也夫！多有希望的一位年轻人！谁能断言他今天不会成为另一位汪曾祺呢？”

夏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