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气东来过阳贤

在风陵渡一带的黄河滩地行走，无论是大路还是乡间小道，目光常常不由自主地被南面那一片灰蓝色的远山牵引。那便是首阳山，不高大，也不峻峭，在晴朗的午后，绵延的山脊线像一道淡淡的墨痕横亘在天边，沉默又固执。当地人常说，这里是山的阳面，所以山脚下的村子叫阳贤。

我初次听到这个解释，心头便涌起一阵奇异的恍惚。这个不起眼的黄河边的村庄，竟牵系着两个让后世敬仰了三千多年的名字——伯夷和叔齐。

那是一个关于“让”与“守”的故事。商朝末年，孤竹国君临终前立了幼子叔齐继承君位。父王过世，叔齐却执意不肯，要将国君之位让给长兄伯夷。伯夷也坚辞不受，说父命不可违。二人互相推让不下，竟然先后从宫中出走，将整个国家拱手让给了旁人。一路上颠沛流离，他们遇见了西行的周武王。那时周武王正载着文王的牌位，率大军讨伐商纣。伯夷和叔齐上前拦住马头，叩首质问：父亲死了不去安葬，反而大兴兵戈，这算得上是孝吗？以臣子的身份去讨伐君主，这算得上是仁吗？周武王身旁的侍卫大怒，举起兵器要杀他们，被军师姜子牙拦住。他说，这是两个讲仁义的人，放了他们吧。

后来周朝建立，伯夷和叔齐却觉得，以暴易暴，终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他们耻食周朝的粮食，隐居到了首阳山上，每日采挖薇菜充饥。直到有一天，一个农夫对他们说：“你们不吃周朝的粮食，可这山上的野菜，不也是周朝土地上长出来的吗？”二人听罢，连野菜也不肯再吃了。于是他们开始绝食，临终前，叔齐和着节拍唱了一首歌谣：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歌声终了，二人饿死在首阳山下。

几千年过去，那两座被当地人称为“二贤墓”的土丘，至今仍静卧在首阳山的北坡上。孔夫子说他们“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太史公更是专门为他们写了一篇列传，列在《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

走在这个平凡的小村庄里，我常常想，这里的村民会不会在某个黄昏的时分，望着南边的首阳山，偶尔想起那两个人的名字？也许不会。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柴米油盐，春种秋收，那些千年前的贤者早已和山上的黄土融为一体，化成了一团模糊而遥远的影子。

不过，在这座村子里，另有一件事让古今中外在这条路上相逢。

那是1938年的春天，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一个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人，从遥远的加拿大来到了中国。他叫亨利·诺尔曼·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也是一位著名的胸外科医生。1938年2月，白求恩和他的医疗队从武汉出发，乘火车一路西行，经过郑州，到陕西潼关，然后渡过黄河，从风陵渡上岸，踏上山西的土地。

当时要去延安，风陵渡是必经的渡口。阳贤村，就坐落在从风陵渡北上延安的必经之路上。据当地的老人讲，白求恩曾经在这个村子里歇过脚。那天午后，一辆骡车拉着药品和医疗器械，沿着黄河边泥泞的土路缓缓驶来。车上坐着的一位身穿八路军军服的外国人，面容清瘦，眼窝深陷，但神情坚毅而温和。他说着生硬的中国话向村民打听往北去的路，然后匆匆赶路，消失在首阳山北麓的暮色里。

村里的老人说，那天白求恩的车队经过村口时，看见过街门楼时停留下来，观看四个大字：“紫气东来”。

2019年，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在山西举行，圣火采集仪式特意设在了首阳山上的西侯度遗址，那是中国最早发现人类用火痕迹的地方。火焰的起源与人类的起源，在这里交会，仿佛是某种意味深长的安排。

我站在村口，望着那座风雨剥蚀的过街门楼，望着“紫气东来”四个字，忽然觉得，在这条黄河边的道路上，走过了多少人和事。三千多年前，伯夷和叔齐从这里上山，去坚守他们的气节。八十多年前，白求恩从这里路过，奔赴他的战场。这个不起眼的村庄，像一位沉默的老者，看尽南来北往的过客，看尽三千年的人间悲欢。

风从黄河上吹来，带着泥土和野草的气息。太阳偏西的时候，首阳山的轮廓在霞光里显得格外清晰，像是谁用浓墨在宣纸上重重地抹了一笔。那些远去的脚步声早已消散在风里，只有山还在，村子还在，过街门楼上“紫气东来”四个字还在。

□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