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后土祠焕发更加夺目的文化光芒

■陈振民

后土崇拜源远流长，自轩辕黄帝“扫地为坛于脽上”，经汉武帝立祠致祭，至宋真宗御制铭碑，汾阴后土祠一直是国家级祭祀重地。然而，关于后土的神格身份，历来存在两种不同认识：一种观点依据《左传》《国语》等典籍，认为后土乃共工之子句龙，“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另一种观点则从民俗信仰与神话传说出发，认定后土即抟土造人的女娲氏。这两种认识的歧异，不仅关涉学术史上的正本清源，更直接影响着后土祠的文化定位与旅游开发方向。

本文拟从历史考据入手，综合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与民俗学材料，论证后土崇拜的本质是根祖女娲崇拜，其土地神格是由女娲平治水土之功衍生而来。在此基础上，对汾阴后土祠的旅游开发提出若干建议，以期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当代价值转化的有机统一。

字源探微：“后”“土”本义与生殖崇拜

文字是思想的化石。对“后”“土”二字的字形解析，是理解后土本原的钥匙。“后”字在甲骨文中的形状是从母从子之形，罗振玉、郭沫若诸家释为“产子之形”，象母亲生育婴儿之状。郭沫若更明确指出，“后”字与“毓”字同源，皆表现生殖之意。这一字形构造绝非偶然——在先民意识中，“后”的本义乃是生育者、母亲，进而引申为部族首领（母系氏族时代的女性君长）。

“土”字甲骨文形状颇类乳房，有的还状为乳汁流出，这就是乳育之意了。

这样，后主生，土主育，合起来就是生育。

值得注意的是，甲骨文中有一个写作“我”下从“母”的字形，郭沫若等学者认为即指女娲。这一字形将“我”与“母”结合，恰与以女娲为首的生育人类的母系氏族紧密关联。

“示”字在专家的解释中，一直是祭祀活动中生殖崇拜的象征。凡与祭祀相关的“祖”“宗”“神”“祇”诸字皆从“示”，表明祭祀的原始意义正在于祈求生殖繁衍。

由此可见，在文字创制的源头，后土信仰便与女性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密不可分。这位“地母”的原型，只能是那位抟土造人、化育万物的人类始祖——女娲。

文献稽考：女娲即后土的历史证据

文字学提供了内在理据，文献记载则构成外在证据链。从先秦至唐宋，一系列文献记录可以串联起女娲即后土的清晰脉络。

第一，黄帝封女娲为地祇的记载。《黄帝内传》云：“帝筑圜坛以祀天，方坛以祀地……把女娲封为山川大地的地祇。”这是女娲与地祇直接等同的最早文献。《汉书·郊祀志》则载，汉平帝时王莽奏议“称地祇曰后土”，进一步明确了“地祇”与“后土”的等同关系。由此推导：女娲等于地祇，地祇等于后土，故女娲等于后土。

第二，黄帝祭祀汾阴的动因。轩辕黄帝为何选择在汾阴脽上扫地为坛？长沙出土的战国《楚帛书·甲篇》明载“女娲，居于脽”。女娲所居之地，正是汾阴脽上——相传这位人类始祖在此抟土造人、在此与伏羲成婚，黄帝至此祭祀，所祭者非女娲而何？再者，宋朝荣河县令杨照《重修太宁庙记》称“轩辕扫地而安九土”，点明黄帝祭祀意在安定天下。而那位曾授黄帝破敌之策、被奉为威力无比之神的西王母，据明代李贤注《后汉书》及《十道山川考》所云，王母即女娲。这说明黄帝祭祀的对象，正是这位既能安土又能制敌的始祖女神。

第三，后世文献的相互印证。道教经典《地母真经》明言“女娲制人伦，从此地母神”；《地母妙经》亦称“虚空地母制人伦，混沌初开母为尊”。金代诗人党世杰《琼花木后土像》开篇即云“皇娲化万象”，直以后土为女娲；元代杨维桢《皇娲补天谣》则将女娲补天与坤母（后土）补地并提。古人诗文中“谈后土辄及女娲”的现象，正是二者本为一体的民间共识之反映。

第四，考古文物的有力佐证。万荣县荣河镇南里庄出土的秦汉墓碑，正面刻“后土皇母墓”五字。“后土”而称“皇母”，且实有其墓，说明后土原本是人，是母系氏族的伟大首领——除女娲外，谁能当此“皇母”之称？河津高禖庙又名后土庙，其古碑载，金代时庙中供奉的主神即女娲氏。这些地下材料和庙堂碑刻，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构成了后土即女娲的坚实的证据链条。

演变轨迹：从根祖到土地的转化

后土既为女娲，何以演变为土地之神？这一转化有其内在逻辑——女娲的功绩本身就包含“平治水土”的重要内容。

《淮南子·览冥训》载女娲功绩：“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炉灰以止淫水。”其中“杀黑龙以济冀州，积炉灰以止淫水”，正是平治水土、拯救生民的具体作为。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女娲以其治理水土的巨大功绩，自然成为大地的主宰者、土地的化身。

从文字演变亦可窥见这一转化轨迹。“社”字的三种古代大篆写法，左边皆从“示”（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右边依次为“水+土”“水+田”“木+土”。水流附着于土地、草木生长于田野——这些意象表达的正是大地的滋生功能，而其左边始终保留着代表祖先的“示”。这表明，土地神格是从祖先神格衍生而来，二者是源与流、本与末的关系。所谓“轩辕氏祀地祇”，祭祀的实质是祖先（女娲），只是这位祖先被赋予了大地之神的神职。

后土信仰由根祖演变为土地后，在父权制社会背景下又经历了一系列衍化，共工之子句龙、颛顼之子黎因治理水土有功，被尊为“后土”（实际是社神、土神）；后世更有韩愈、岳飞等历史人物被尊为土地神。这一“由人到神、由祖到地、由女到男、由大到小”的演变过程，使后土的原初身份逐渐模糊。然而，演变不等于本质，源流不容颠倒。汾阴后土祠所祀的“皇地祇”，始终是那位“居于脽”的人类始祖，而非后起的句龙之辈。

祠庙证真：汾阴后土祠的原型身份

万荣后土祠的历史沿革，为上述论断提供了最直接的实物证明。

据祠中《历朝立庙致祠实迹》碑记载：“轩辕氏祀地祇扫地为坛于脽上，二帝八员有司，三王方泽岁举。”这是后土祭祀的最早渊源。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正是“因黄帝扫地之事”而立后土祠——汉武立祠，所继承的是黄帝祭祀的传统，所祭祀的自然是黄帝所祀的女娲。

祠中现存宋真宗御制御书的《汾阴二圣配飨之铭》碑（俗称“萧墙碑”），虽未明言女娲，但碑文强调“二圣”（宋太祖、宋太宗）“功高德隆，配享天地”，将帝王祖先配飨于后土祠受祀。这一做法，恰恰印证了后土祠的“祖祠”性质——只有祖先神，才堪配享祖先。

民俗传统更为直接。后土祠所在地，自古禁演亵渎女娲的《无影簪》一戏，而其他“骂戏”不禁。这一禁忌在民间口耳相传数百年，反映了民众对祠中所祀之神的明确认知：这里供奉的是圣母女娲，岂容亵渎？当地民众称后土为“后土娘娘”，称其生辰为农历三月十八，民间祭祀多求子嗣、祈福寿——这些功能皆与女娲“抟土造人”“制婚姻”的始祖身份相合，而与一般的土地神迥异。

台湾学者萧登福指出：“道经即以女娲为地皇，于是女娲自然与地母信仰连上关系。”马来西亚学者陈文成亦称当地地母崇祀中，地母被奉为“炼石补天、以土抟人的女娲娘娘”。这种海内外华人的普遍共识，正是汾阴后土祠作为“中华祖祠”的深层文化基础。

当代启示：后土祠旅游开发的价值取向

厘清后土崇拜的本质——根祖女娲为源、土地崇拜为流，对于汾阴后土祠的旅游开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正本清源，彰显“根祖”主题。当前后土祠的文化阐释，多侧重于“土地祭祀”“帝王祭祀”，对“根祖”主题的发掘尚不充分。应充分利用祠内碑刻、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在展览解说、导游词设计、文化宣传中，系统阐释“后土即女娲”的历史依据，突出后土祠作为“中华祖祠”的独特地位，让“后土，就是母系氏族社会最高的女性君王……其实就是女娲”的立场与观点成为后土祠文化阐释的基本遵循。

第二，呼应需求，打造寻根圣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台湾同胞远涉重洋，来到万荣后土祠寻根问祖、拜谒圣母。这一现象绝非偶然——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女娲是共同的母亲，后土祠是母亲的祠庙。旅游开发应深刻把握这一精神需求，完善寻根祭祖的礼仪空间与服务设施，将后土祠建设为与黄帝陵相对应的“女娲圣地”——黄帝陵是父系始祖的陵寝，后土祠是母系始祖的祠庙，二者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完整的祖先崇拜体系。

第三，丰富体验，活化民俗传统。农历三月十八后土诞辰的传统庙会、品字形戏台的三省戏曲同演、张仪古道的传说，都是可以深度开发的民俗文化资源。特别是民间“祈嗣于后土”的传统，与女娲“制婚姻”“抟土造人”的始祖功能一脉相承，可作为体验性项目加以呈现。同时，结合宋真宗“祈嗣”的砖雕等祠内遗存，讲好后土圣母“化育万嗣”的故事，使游客在参观中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第四，学术支撑，深化价值阐释。后土文化研究经过二十余年的积累，已形成“根祖信仰为源、土地信仰为流”的学术共识。应建立后土文化研究基地，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普及读物，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大众能够理解的文化产品。特别是对《历朝立庙致祠实迹》碑、“后土皇母墓”墓碑等关键文物，应加强保护与研究，使之成为“后土即女娲”的实物见证。

后土崇拜的本质，是中华民族对母系始祖女娲的追念与尊奉。女娲以其“抟土造人”、“化育万物”之功，成为根祖崇拜的原型；又以其平治水土、拯救生民之绩，获得大地之神的神格。汾阴后土祠作为黄帝始祀、汉武帝立祠的圣地，自始至终都是祭祀这位人类圣母的祖祠。后世虽因历史演变而衍生出土地崇拜层面，但根祖崇拜始终是其最本质的内核。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后土祠的文化价值愈发凸显——它不仅是一处古迹，更是全球华人认祖归宗的精神家园。以“根祖”为本、以“土地”为流，正本清源、返本开新，方能使这座“海内祠庙之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夺目的文化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