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的碗

外公祖籍河津市赵家庄街道伏伯村，离世后葬在百公里外的盐湖区冯村乡中阳村。那年我10岁，关于外公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只专属的粗陶碗——土黄色的碗沿有一道小豁口，在20世纪80年代末满是白瓷碗、洋瓷碗的家里，格外显眼。儿时只觉古怪，后来从母亲那里知晓了这个碗的来历，才看懂了外公。这只碗，承载了外公的一生。

它第一次被递到外公手中，是1927年春天。那年，南昌城头的枪声刚刚响起，身在千里之外小村庄的外公并不知道。彼时3岁的外公尚不知，父母已先后离世，此后只能与两个兄长相依为命。大哥拿出3只碗，从此，弟兄仨拿着各自的碗讨饭。从3岁到21岁，外公从未提及那段岁月，只对母亲说过一句“讨饭吃，难”，又补了句“那时大家都难”。幸而伏伯村毋姓是大姓，乡邻相互帮衬，弟兄仨在一起，也不觉得孤单。我想，那个时候，外公的碗是有温度的。

碗变得冰凉，是在1946年深秋。全面内战爆发，外公被国民党抓丁，行至盐湖北相镇时，他揣着碗连夜逃跑，一口气奔出十里地，躲进了玉米地。天亮后继续赶路的他，最终倒在中阳村的麦草垛旁，碗滚落在地。碗口碎了一块，留下一个豁口。

这只碗再度暖起来，是1948年冬天。那年，三大战役的炮火在大地轰鸣，一个时代正在倒塌。外公留在中阳村做长工，常帮隔壁失独的老夫妻干活。安稳没多久，国民党又抓丁，裹着小脚的老婆婆追出几里地，拉着长官称外公是她亲儿，硬把他抢了回来。外公给老两口磕了3个头，成了他们的儿子。流浪的人有了根，漂泊的碗找到了灶台。

碗里开始有了甜味，是几年后。外公娶了外婆，有了舅舅和母亲。成绩优异的舅舅进了人人羡慕的供销社，每次回家都会给外公买茶叶。外公端着碗喝着粗茶，听儿子讲城里的新鲜事，碗里的茶香是生活的希望。

碗里的水变苦，是1977年春天。24岁的舅舅患上白血病，医院让准备后事。外公端着中药碗坐在炕沿，碗里黑色汤药散发着绝望的苦味。直到半年后，哥哥出生，4年后我的到来。哥哥越长越像舅舅，眉眼、身形如出一辙，外公常盯着一看就是半天。哥哥成绩特别好，我上学后也常考第一，每次成绩榜贴在村戏台墙上时，外公和爷爷站在榜前，爷爷说“俩孩子随他舅，都是念书的料”，外公眼圈总会泛红。希望就是这样，它不会断绝，只会传承，就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希望。

这只碗走向生命的终点，是1991年腊月。外公病重许久，临终前怕费钱拒绝喝药，挥手打翻了母亲端来的碗。碗碎了，外公和它一样走向了终点。

外公生于1925年，那是民族在血与火中寻找出路的一年，他的一生，与这个国家最动荡的岁月重合。历史书里写的是大事件，而外公的碗里盛的是大时代下一个普通人的求生、坚守与希望。这只碗盛过饥荒、战乱、离别与死亡，却从未空过，空了，我们便往里盛上新的希望——孩子的啼哭、镰刀割麦的声响、琅琅的读书声，还有一代人看着下一代人时眼里藏不住的光。

此刻，我拿出家里的碗，敲出一个豁口，倒上清水。水光晃动间，我看见的不再是一个缺口，而是一扇微小的窗。透过它，3岁的孤儿看见下一顿饭，逃亡的青年看见天光，失去儿子的老人看见生命的生生不息；透过它，一个民族看见了，只要饭碗在手中，只要有一口饭吃，日子就能过下去，希望就会传下去。

张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