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绛州城 半部华夏史

新绛这片沃土，承载着跨越三千年的文明密码。绛州，前承远古先民的璀璨智慧，携着农耕文明的萌芽生机迤逦而来；后启数世王朝的兴衰荣光，踏着新时代浪潮奔赴未来。这座城，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恢宏长卷，既铺展着半部华夏史的波澜壮阔，更绘就了新绛生生不息的美好图景。

七千年前光村遗址

史前时期，中华文明在中华大地多点绽放，仰韶、牛河梁、河姆渡、大汶口等遗址各具异彩，勾勒出多元起源的文明格局。而后，受自然环境、族群迁徙等因素影响，多元文化向汾河流域汇聚，在晋南地区深度融合东北、东南、北方各地文化元素，孕育出华夏文明的核心基因。地处汾河下游、汾浍两河交汇处的新绛，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成为这一文明演进历程的重要发祥地。

在新绛县境内，已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5处、新石器时代遗址68处，在山西省堪称古遗址富集之地。这一密集的遗址分布，印证了这里既是古人类繁衍生息的沃土，更是中华农耕文明萌发与传播的重要源头。其中，距今7000年前仰韶文化早期至4300年前龙山文化晚期的系列遗址，更是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关键坐标。光村遗址为仰韶文化大型聚落，孝陵陶窑址为北方龙山文化早期第一超大型遗址，西尉遗址为龙山文化中型遗址，三者共同构筑起早期文明的重要根基。

光村遗址坐落于新绛县泽掌镇光村村北，背靠吕梁山，面向九原山，东西绵延1000米，南北阔达500米，总面积达50万平方米，周边程官庄、泽掌、王金等数处遗址如众星拱月般环绕，形成规模庞大的聚落群。自1954年被发现以来，经1993年全面调查与复查确认，其遗存涵盖仰韶早、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时间跨度长达两千余年，文化序列几乎无断层衔接，完整呈现了史前文明的演进轨迹。

遗址的繁荣顶峰当属距今6000年至5000年的庙底沟文化时期（又称西阴文化）。这一时期的庙底沟文化，以双唇口尖底瓶和红底黑彩彩陶为典型代表，素有“彩陶文化”之称。其彩陶艺术一经诞生，便以华美的纹饰与精湛的工艺强势向外辐射，以晋南、豫西、关中以东为中心，东至泰岱、西至湟水、北至河套、南至淮汉乃至洞庭湖以南，形成了最早的“中国文化圈”，标志着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

光村遗址出土的彩陶极具特色，包含大量黑、白、红三彩及两色套彩、白衣黑彩陶器，其中两色套彩和三色彩器在全国仰韶文化范围内极为罕见，近年仅在新绛汾南马庄遗址有少量发现。这些彩陶不仅彰显了光村遗址在庙底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更证明了此处先民将彩陶艺术推向了极致，是当时彩陶文化核心区域的最大中心聚落。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中明确指出：“今日所言之华人，实为花人，而这儿的所谓‘花’，放在史前文化中来看就是庙底沟文化的花瓣纹。”“华”字本义为“神圣尊贵的花”，《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佛经中“莲花”译为“莲华”，皆印证了这一含义。历史学者黄怀信、考古学者韩建业均认为，庙底沟时代即黄帝时代，光村遗址作为这一时期的大型聚落，其出土的精美彩陶花瓣纹，正是“华族”（黄帝部落联盟）的文化标志。

五千年前孝陵陶窑址

新绛孝陵遗址位于县城以北5公里的三泉镇孝陵庄村东，北依九原山，西临鼓水河，1954年被首次发现。2003年至2004年修建高速公路期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重点勘探与适度发掘，探明其占地面积达200万平方米，是龙山文化仅有的三处超大型遗址之一。令人惊叹的是，仅在0.05%的发掘面积（1100平方米）内，便发现40余座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陶窑，呈集群分布，布局规整、规模宏大，为研究史前制陶业的生产组织、技术水平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遗址遗存以庙底沟二期文化为主，部分属陶寺文化，2016年山西考古研究院所编著的《孝陵陶窑址》中明确指出“孝陵和陶寺二者之间很可能发生过聚落重心的转移”。

孝陵遗址的年代上限为距今5000年至4800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下限至4300年前的陶寺文化早期，历时500年至700年。高宏亮先生在《新绛孝陵陶窑址遗存研究》中指出，该遗址是“国内目前庙二和龙山时期考古发现中最为规模化、专业化、分工化的手工业作坊群之一”，且“制陶生产是延续不断的”，可见此处的陶器烧制在五千年前便已形成规模化、专业化、连续化和商品化生产，堪称史前手工业制陶的“大都市”。

从规模上看，孝陵遗址200万平方米的面积，在距今5000年至4300年的中华大地上，仅有浙江良渚古城（290万平方米）可与之匹敌，也刷新了1934年《世界史便览》中：“公元前2800年至前2000年的两城镇（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距今5000年至4300年，面积120万平方米；浙江杭州良渚古城，距今5300年至4300年面积290万平方米）为亚洲最早的城镇”的记载，成为当时中国北方最早的第一大城市。

历史文献记载，晋南一带在尧舜之前，曾有高辛氏部族的实沈建立“大夏古国”。《左传・昭公元年》记载，远古高辛氏有二子阏伯与实沈，二人同居旷林却争斗不休，部落联盟首领遂将阏伯迁往豫东商丘，主持观测商星制定历法；将实沈迁往晋南大夏之地，主持观测参星制定历法。此后，陶唐氏一族进入大夏，取代实沈族群建立唐国，成为夏商两代的属国。这一古国并非后来大禹之子夏启所建的夏朝，而是夏启国号的源头。夏启正是借用了实沈所建“大夏”的国号。《左传》中提及的晋国一带“大夏”“夏虚（墟）”，唐《括地志・绛州》所载“大夏之墟”，均指实沈及其族人在尧舜禹之前所建的大夏古国。从“大夏”国号来看，其居地必为规模较大的聚落，而孝陵遗址的年代（5000年至4300年）与规模（200万平方米，仅次于陶寺古城的280万平方米），恰好与实沈部族的大夏古国相对应。

韩建业教授研究认为，陶唐氏攻灭西夏后，“夏人的主体被赶出临汾盆地，并被迫移居豫西，而部分人留在原地接受侵略者统治”。尧舜时期的姒姓鲧禹父子，便是留在原地的大夏遗民，其最早居地就在汾河西流段的早期新绛区域。后来夏启建立夏朝，世代称“夏后氏”，正是重新恢复了祖上居于晋南新绛区域大夏古国的国号，虽主要活动区域东移豫西、豫中，但“夏”的根脉始终深植于这片土地。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第一编》中说“夏”有雅、正、大之义；“华”含有赤之义。华也指红色，而夏指黑色。“有虞氏、夏后氏都尚（上）黑”。这一文化传统在新绛一带延续千年。改革开放前，当地男女衣着多以黑色为主，民居大门、葬具棺木亦用黑色，正是传承了大夏古国以来以黑色象征雅、正、大的习俗。

三千年前古荀国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建周，公元前1043年周成王即位后，由周公旦辅佐执政，大封诸侯于天下。汾水下游鼓水（古水）流域的荀国，便是此次分封的姬姓方国，这也标志着新绛大地的地方建城史正式开启。

古荀城规模恢弘，设有内城、中城、外城三道城墙，今内城墙、南城门尚存残垣断壁；外城南北城垣各开东、中、西三门，东西城垣亦各有城门。在内城与中城之间，除亭台楼阁遗址外，还存有圆形天坛（位于西北，用于祭天）与方形地坛（位于西南，用于祭地），是古代君王祭祀天地的专用场所，足见其都城规格。《山西省考古四十年》明确记载“荀国为西周时期封在山西的一个方国，姬姓，在今山西省新绛县”；《水经注・卷六》亦载古水“西迳荀城东，古荀国也”，并提及“正平郡”（今新绛县），印证荀城故治就在今新绛县西北十五里的席村（汉代因大批席姓居民迁入而更名）。

西周至春秋时期，荀国历经多次政治风波：周桓王五年（前715年），荀人联合芮人、董伯叛离曲沃；周桓王十三年（前707年），荀侯又与虢仲、芮伯等联合攻伐曲沃；最终在周僖王五年（前677年），晋武公平定曲沃之乱后，因荀国曾参与攻伐曲沃而将其灭亡，把荀地赐给大夫原氏黯，是为荀叔（即荀息）。荀氏后裔在春秋至战国时期人才辈出，涌现出荀林父、荀庚、荀偃、荀吴、荀寅、荀欣、荀况（荀子）等一批思想家与政治家，其中荀子更是先秦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

公元前636年，晋公子重耳在秦穆公护送下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不久后，吕、卻二氏因畏惧重耳的恩宠集团，欲焚烧公宫弑杀晋侯，导致公宫被焚。公元前635年，晋文公临时将都城迁至荀国旧都荀城，仍沿用“绛都”之称，荀城第二次成为都城，历文公、襄公约11年。《太平寰宇记》中引《冀州图经》记：“荀城，在（正平）县西十五里，即重耳所居之所。”公元前632年晋文公与楚国争霸而获胜，荀城成为华夏大地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在此奠定了晋国称霸天下计150年的霸业基础。公元前625年，晋襄公将都城从荀城迁至固宫（今新绛县北张镇北董村一带），历经晋灵公、晋成公、晋景公三朝约44年；公元前585年，晋景公因国内外局势困扰，采纳韩厥建议迁都新田（今侯马牛村一带），将此前的都城史称“故绛”，新田史称“新绛”。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联合伐灭知氏，晋幽公元年（前433年），三家议定给幽公留下绛、曲沃两地，晋国其余土地全部归三家所有。公元前359年，赵成侯约同韩魏，将晋君迁至端氏（今山西省沁水东）离开绛地。从公元前1043年荀国建立，到公元前359年晋君迁离绛地，新绛区域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中心之一，持续685年。尤其是战国初期三家分晋后，荀城作为或公或侯或大夫的封地，仍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大约在公元前298年至公元前295年间，年仅十余岁的荀子为寻求救世之策，毅然离开荀氏邑，踏上了周游列国、著书立说的历程，其思想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州郡治所的传承延续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新绛一带属河东郡临汾县（治所在今襄汾县赵康镇晋城村）。公元前206年汉朝建立后，实行郡县制与分封制并存，新绛西部设长修县（今新绛地域最早的县名，距今2250年），东部仍为临汾县，均隶属河东郡；公元前196年，长修县成为御史杜恬的封国，称长修国。东汉时期，长修国被废除，新绛一带的行政建置与隶属关系大致沿用西汉旧制。

三国时期，魏国实行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新绛一带属司州河东郡临汾县；正始八年（247年），分河东郡汾水以北十县置平阳郡，新绛所处的临汾县改属司州平阳郡。西晋至十六国时期，新绛的地域范围和行政隶属基本沿袭曹魏旧制。

北魏时期，因十六国战乱导致中原人口锐减，朝廷重新调整行政区域，郡域不断缩小，州的数量持续增多。北魏早期，新绛一带仍属平阳郡临汾县；永兴元年（409年），在新绛汾南峨嵋岭高地置柏壁镇（今万安镇柏壁村），此后柏壁关成为峨嵋原上的重要军事镇戍；始光四年（427年），在柏壁置东雍州（领南太平郡、邵上郡及辖平阳县、杨县、端氏县、永安县、蒲子县、狐讘县、襄陵县、濩泽县、北屈县、皮氏县十县）及南太平郡（辖临汾县、闻喜县、绛邑县、高凉县）；神麚元年（428年），南太平郡改称征平郡；太平真君四年（443年），东雍州移至今新绛县城处，征平郡治所仍留柏壁；太平真君七年（446年），拆分临汾县地置南太平、西太平、太平三县，其中南太平县治所在今横桥符村，不久改称正平县，属征平郡；太和十一年（487年），征平郡治所从柏壁移至今新绛县城处，延续至东魏、西魏、北周及隋初；太和十八年（494年），撤销东雍州，征平郡改称正平郡。北周明帝二年（558年）正月二十三日于正平置绛州领正平郡，辖正平县、闻喜县、曲沃县、小乡县。

自太平真君四年（443年）东雍州移至今新绛县城，这里便成为历代郡、州、县的治所，延续至今已有 1583年。

隋朝建立后，结束了南北方长期分裂的局面。开皇元年（581年），新绛之地仍为北周所置的绛州与正平郡并存；开皇三年（583年），隋朝实行州（郡）县两级制，废正平郡，保留绛州，治所所在地的正平县复称临汾县；开皇十八年（598年），临汾县改称正平县；大业三年（607年），绛州改为绛郡，统辖临汾、翼城、绛县等八县。武德元年（618年）由隋大业三年的绛都，又恢复绛州之称，在绛州置总统府，领绛、潞等十五州。天宝元年（742年）绛州再次改为绛郡。乾元元年（758年）绛郡复称绛州，绛州自北周明帝二年（558年）始置于今新绛县城，历经隋、唐、宋、元、明、清，1468年间州治从未变动。

1912年（民国元年）5月，废州设县，定名新绛县；1914年5月，山西分设三道，新绛县隶属河东道；1927年，河东道撤销，新绛县直属省辖；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后，新绛以汾河为界分为汾南、汾北两区，分属不同地委领导；1947年4月7日，新绛县解放，同年8月分设绛南县、新绛县及新绛市，汾南为绛南县（驻文侯村，后迁苏阳村），汾北为新绛县（驻席村，这是荀城第三次作为政治中心驻地），县城为新绛市；1948年8月，两县一市合并为新绛县，县政府迁回县城，绛南县撤销，原属闻喜北垣的28个村庄划归闻喜县。

从西周荀国故、晋国荀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政府驻地，席村见证了新绛3000多年的文明传承与历史变迁。

每一处地标都镌刻着厚重记忆

1982年出版的《新绛县志》称新绛“古称绛州，至今1400多年历史”，这一表述仅涵盖了北周明帝二年（558年）置绛州后的部分历史，并未包含置绛州前新绛地域文明积淀。在新绛这片古老土地上，从公元前1043年荀国建立至今，城址虽有变迁、建制虽有更迭，但始终是晋南地区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和军事重镇，3069年来从未间断，留下了海量珍贵的文化遗产。

作为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新绛是战国思想家荀子、唐代诗人王之涣、清代儒学家李毓秀等名人的故乡，李毓秀所作《弟子规》被誉为“天下第一规”；全县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达645处，其中国家级3处、省级9处、市级7处；传统民间工艺品涵盖二十五大类1800余种，非遗项目60余种，包括绛州鼓乐（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无形文化遗产”）、绛州澄泥砚、绛州面塑、绛州剔犀、梅花点舌丸5项国家级非遗项目，20项省级非遗项目。

历经数千年积淀，这里的每一处地标都镌刻着厚重记忆。龙兴寺的隋塔直插云霄，历经风雨仍守护着古城的晨昏；绛州大堂的梁柱间，仿佛还回荡着古时理政的清朗回声；绛州三楼（钟楼、鼓楼、乐楼）巍然矗立，见证着岁月更迭中的市井繁华。木版年画的鲜艳色彩、绛州鼓乐的雄浑节奏，让千年文脉在烟火日常中代代相传，从未褪色。

新绛以打造新时代运城转型发展“增长极”、对外开放“北大门”、文商融合“排头兵”、宜居宜业“新高地”目标定位为契机，加大绛州古城保护与开发利用力度，10处国保单位先后对外开放。通过优化文物保护机制、推动非遗传承创新，新绛正以“保护+活化”的双轮驱动，讲好千年古城的文化故事，讲好“水旱码头、七十二行城”商贸繁荣的故事，讲好建设“五区五城”创新创优的故事。

古老的汾河依旧滋养着两岸沃野，特色农业在这片沃土上蓬勃生长；依托光村遗址、孝陵陶窑址、古荀国遗址、龙兴寺、绛州大堂、绛州三楼等珍贵遗产，文旅融合焕发新生，游客循着文明足迹而来，在古城街巷中感受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宜居宜业的生活场景随处可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业态活力迸发。

如今的新绛，从未让历史尘封。遗址公园内，考古故事以生动的方式重现；古城街巷里，非遗手艺人坚守着古老技艺，剪纸、皮影、木版年画、花馍、云雕漆器、玉雕、烫烙画等在指尖流转，让千年文化活态传承；街边的特色小吃摊飘来香气，花馍、麻片、油糕、卷子烩豆腐、鸡蛋旋子等美食，藏着新绛人代代相传的味觉记忆，也让旅途多了烟火暖意。

在这里，你可以清晨在绛州鼓乐的雄浑节奏中醒来，那鼓点如惊雷滚地，似黄河奔涌，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脉动，唤醒你对这片土地的敬畏与向往；中午吃一顿绛州火锅，从丰富的食材搭配中，感悟绛州人挑剔的味蕾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饭后行走在古城街头，看熙熙攘攘的人流车流，感受绛州人春潮涌动的精神风貌；午后寻一处古寺，在金黄的银杏树下静品历史铺展一方绵软的绛宣纸，执起温润的绛笔，蘸取从绛州澄泥砚中细细研磨的绛墨，在笔尖流转间，《荀子》的哲思、《弟子规》的箴言跃然纸上，墨香与纸韵交融，仿佛与先贤隔空对话，触摸文脉传承的温度；傍晚踱至古城墙下，看落日熔金洒遍青砖黛瓦，将千年城郭染成暖色，远处街巷传来零星的叫卖声，与古寺的晚钟相映成趣。此刻时光慢下来，风里藏着五千年的故事，脚下的土地印着古今的足迹，让你在喧嚣之外，与华夏文明温柔相拥。

总之，若以公元前1043年荀国建立为新绛建城史开端，新绛建城史已达3069年；若以太平真君四年（443年）东雍州从万安镇柏壁移至今新绛县城设州开始计算，绛州城的历史已有1583年。从七千年前的彩陶文明到五千年前的大夏古国，从三千年前的古荀都城到近一千五百年的州郡治所，新绛的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华夏文明的基因密码，每一份非遗技艺都藏着匠心，每一处风景都裹着诗意，“一座绛州城，半部华夏史”，这不仅是对其历史地位的高度赞誉，更是对其文明传承的最佳诠释。

徐文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