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籍中的关公形象看民族交融

王爽

关羽，字云长，河东郡解州（今山西运城盐湖区解州镇）人，东汉末年名将。由其故事凝练而来的关公忠义文化，历经千年而不衰，已经成为增强全球华人情感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精神纽带。隋开皇九年（589年），第一座关帝庙在关公故里——解州落成，佛、道也先后开始供奉关公，关公崇拜由此勃兴。元代起，关公逐渐成为汉、蒙古、满、藏等民族共同崇拜的偶像。

从《全相三国志平话》中的神勇猛将，到藏文《汉地佛教史》中的护法战神，再到满文《满洲实录》中的萨满守护神，古籍文献中的关公形象变迁，深刻印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融合历程。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使关公精神突破地域界限，成为连缀汉藏蒙满各民族的精神纽带，见证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永恒魅力。

汉文典籍：

从史传书写到信仰制度化

正史奠基与文学神化。陈寿《三国志·关羽传》以“刺颜良于万众”奠定关公“万人敌”基调，而元代《全相三国志平话》通过“青龙刀八十二斤”与“赤兔胭脂马”的符号定型，完成从史实到文学图腾的转译。罗贯中《三国演义》以“桃园结义”“秉烛读《春秋》”等情节注入忠义伦理，毛宗岗评本更直言其“绝伦超群”，凸显文学对历史真实的超越性。

国家祀典的规范化。清代乾隆朝通过《清实录》规范关帝庙香灰取用制度，实现仪式标准化。雍正十年，清宫铸造“铜镀金关帝像六十尊”分赐喀尔喀蒙古，底座四体铭文“护国佑民”，体现国家以信仰符号整合边疆的治理策略。乾隆五十七年，福康安建拉萨磨盘山关帝庙，藏语称“格萨拉康”，内供关帝、格萨尔与白哈尔神，汉藏铭文“仰赖威灵”与“平息刀兵”的差异化表述，揭示军事与宗教场域的文化互嵌。

藏文文献：

战神谱系重构与汉藏互鉴

护法神再造。1792年，福康安入藏抗廓尔喀，借札什城关帝庙祈胜，战后扩建磨盘山关帝庙并命名为“格萨拉康”（格萨尔神殿），以藏传佛教“战神”谱系吸纳汉地信仰。三世章嘉活佛撰《关老爷祈供法》，称关羽为“真日杰布”（云长王），赋予其“统领天下战神”地位，与多闻天王并列为“汉藏共尊护法”。

边疆治理的仪式整合。驻藏大臣和琳颁布《卫藏神祇祭祀规制》，将关帝祭祀纳入藏历五月十三日三大寺法会。此举以“因俗而治”策略将汉地战神信仰嵌入藏传佛教仪轨，形成跨文化共识。

满蒙文献：

萨满传统与边疆治理的双重驱动

满族萨满符号转译。努尔哈赤时期，赫图阿拉城堂子祭天“设关羽神位，萨满诵辞以赤牲献祭”，乾隆朝《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进一步将关羽称为“战神玛法”，其“面如重枣”特征与萨满火神崇拜结合，赤马牺牲仪式则强化军事守护功能。

蒙古史诗的生态叙事。17世纪，蒙古《黄金史纲》将成吉思汗与关公并称“苍天圣者”，鄂尔多斯史诗《格斯尔传》则称其为“固旺·钦王”，赋予其降服沙化妖魔、催生清泉牧草的神力，将忠义精神转化为草原生态守护叙事。

边疆碑刻与方志：

多民族共建的共同体实证

碑刻中的族群协作。云南丽江关帝庙乾隆四十年《永护边陲碑》以汉、藏、纳西三语铭刻，记载汉商李日芳、藏僧噶玛巴与纳西土司木睿共捐银八百两重修大殿，《乾隆丽江府志》佐证“汉番土民合力襄赞”，体现多族群通过“捐资-祭祀”实践构建地方共同体。

商贸伦理的信仰监督。归化城至恰克图商路“蒙汉商人必赴关帝庙歃血为誓”，道光二十三年晋商契约写明“立约人于关帝像前发誓：茶货不掺沙土”，关公信仰超越宗教范畴，成为跨族际商业伦理的“神圣见证”。

关公形象的千年演变史，本质上是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理念的具象化表达，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的微观映射。古籍文献中的关公，恰似一座流动的文化桥梁，让汉地的儒家伦理、藏地的战神信仰、满蒙的萨满传统在碰撞中互鉴，在实践中融合，最终铸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精神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