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时局转换的枢纽

□张玉瑶

1935年秋，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几乎同时，蒋介石在西安成立“剿匪总部”，自任总司令，任张学良为副总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加紧布防，意欲对红军展开第六次围剿。

 西安事变旧址兵谏亭 （资料图）

面对日本加速蚕食中国，当年8月1日，中共发布《八一宣言》，呼吁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各党派团体要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觉悟，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力量抗日救国。在当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共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立足西北，开始争取一切可团结的力量。

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及时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都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感和抗日诉求，成为中共的重要统战对象。在长达数月的接触沟通下，三方达成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共识。

西安事变看似爆发于一夜之间，其实前后伏脉许久，整个过程极其复杂紧张。杨虎城将军之孙杨瀚先生讲述了这一惊天事变的前前后后。

西北结成三位一体

张学良率部抵达西安后，和杨虎城交往密切。张、杨军队和红军几经交手，接连失败。东北军在战斗中损失两个师，蒋介石不仅不加补给，反而想趁机取消番号。张学良有被利用之感，逐渐看清蒋介石“一斧两砍”的面目。

张学良因身负国恨家仇，有强烈的抗日意愿，但“剿共”不利，抗日便提不上议程，麾下东北军情绪也愈发不稳。“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奉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东北军未发一弹退回关内，致东三省一夜沦亡，将士们满怀悲愤，一心想打回老家收复失地，对内战十分消极。

杨瀚说，1935年11月，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因申请抚恤金不被批准一事情绪低落。杨虎城私下去安慰他，告诉他“剿共”没有出路。杨虎城自参加国民革命起，就在西北坚定反帝反封建，痛恨日本对华垂涎，故对蒋之“安内攘外”深恶痛绝。这次会晤拉近了张杨关系，自此两人常在一起寻求抗日路径。

在这前后，中共中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和张、杨进行接触。杨虎城早在北伐时就和中共建立了比较深的情谊，对共产党有好感；张学良则借归顺红军的高福源等人向中共表达了抗日意愿，双方有意加深接触，张学良邀请周恩来当面会谈。1936年4月9日，在延安一座天主堂内，周、张初步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识。随后在双方协商下，安排刘鼎以中共驻东北军代表的秘密身份住进张学良公馆，在中共和张学良之间建立起可以直接联系的电台。8月，毛泽东给杨虎城写了一封亲笔信，并派秘书张文彬赴西安和杨会谈。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之间，基本上形成了“三位一体”局面。

半夜枪响事变惊天

对中共起初提出的“反蒋抗日”，张学良只能接受一半。很长时间内，他依然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想以温和的方式推动蒋介石转变心意。为此他和杨虎城多次进谏，均被蒋介石训斥驳回。

1936年秋冬，空气骤然紧张。见西北“剿共”迟迟无进展，12月4日，蒋介石率陈诚、卫立煌等一众大员亲赴西安督战，下榻临潼华清池。这回蒋介石和张、杨二人直接摊牌：要么好好“剿共”，要么换人来剿，把东北军调去福建，把十七路军调去安徽。其间两人甚至当面哭谏，劝蒋放弃内战联共抗日，无果。

据杨瀚介绍，就是在这时，被逼入绝境的张、杨有了逼蒋抗日的想法，并做了秘密演习。在“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上，张学良劝欲赴临潼请愿的学生返回时，声泪俱下说，一星期内会以行动答复他们。箭在弦上，张、杨终于下定决心，定于12月12日发动兵谏，逼蒋抗日。

12日零点，张学良率部下准时到十七路军总部新城会合。五六点时，负责守卫华清池大门的“剿总”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率队冲进大门。蒋介石只有几个警卫，但仍进行了十几分钟抵抗。待攻入蒋住的五间厅时，已不见人影，蒋的衣服尚在，被窝仍有余温。天亮后搜山，在骊山一处石缝中找到身着睡衣的蒋介石。蒋腰部受伤，由二营营长孙铭九背下山。与此同时，十七路军解除了西安城内的武装，扣下十几位大员。

清晨，蒋介石被押送西安。张学良和杨虎城随后通电全国，发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等八项救国主张。突如其来的事变震惊中外，但这还只是序曲。

尘埃落定国共携手

对于张、杨酝酿的事变，当时还在陕北保安县的中共中央事先并不知情。12日清晨，收到张学良发来的消息时，中共方面大吃一惊。张学良在电报中希望能派人来西安共商。中共复电，将派周恩来前去。

杨瀚介绍说，张学良、杨虎城本无意杀蒋，只是希望改变他的态度和政策。事变之于南京方面，蒋介石生死不明，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开始调遣部队向西北进发；而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主和派则希望和平化解，保蒋安全。

受陕北天气影响，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颇费周折，17日下午才到达西安。周恩来当夜即和张学良分析局势，次日又拜会杨虎城。这是杨虎城第一次会见共产党高级领导，周恩来的风度和见地让他佩服。此后，双方一直关系紧密、密切配合。

中共一开始就肯定了西安事变的革命性，起先宣布要“公审”蒋介石。但在对国际国内局势冷静分析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认为和平才更有利于避免内战、共同抗日。红军也开始配合东北军、十七路军行动布防。确认蒋介石安全无虞后，宋子文等人也对南京方面和蒋本人进行了一些劝说。从12月23日开始，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三位一体”，共同代表西北与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会谈，后来周恩来还与蒋介石直接会面。在谈判中，中共做出了巨大让步，终于换来蒋介石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允诺。25日，蒋介石返回南京。自“九一八”以来不断蓄积压力的危局终于化解，国共两党得以携手共抗外侮。 （《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