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宣则吏治清

《晏子春秋》中的“晏子治东阿”讲的是，齐景公派晏子治理东阿，三年间晏子因勤于政事、尚勤尚俭、不避权贵而深得民心，后遭权贵向齐景公宣其“恶名”，使他“毁闻于国”。晏子在后三年治理中转而阿谀权贵、不惩奸邪，使得民无积贮、食不果腹，但由于谗佞之徒为其美言善名，反得景公赏识。孟子认为官员“左右皆曰贤，未可也”，只有“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齐景公的错误在于不顾民意偏听偏信，未经实察妄下结论，反被身边小人蒙蔽双眼。

“民意”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说剑》的“中和民意以安四乡”，其中的“民”指的是社会中下层民众。追溯至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尧帝时设立“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广纳民情民隐；《尚书·舜典》中说舜善于“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以博取众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了大禹为治水躬身勘察并广征民意，可见古代执政者就非常重视并开始进行民意调查。《尚书》记载“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多数执政者在“奉天承运”的同时，将“民意”标榜为绝大多数民众提出的合乎天道的正义，如此便赋予了古代民意表达的绝对正义性。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西周“采风制”开始体现民本主义思想，是中国古代制度化的调查研究，标志着民意上传制度初步形成。执政者既鼓励民众诣阙上书、博求直言，又注重天子巡守、采览异言，从而“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代以后，民意上传制度日渐完善，“询诸民言”成为考核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执政者或自上而下“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或自下而上鼓励民众联名“举留”官员，通过民间调研观政良莠、察吏得失，进而采取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等惠民之策，为后来盛世频现打下坚实基础。

古代集权制度下的“民愿采集”与现代民主制度下的“民意调研”虽不可同日而语，但对我们党当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察民情、听民意、解民忧亦有启迪之效。近日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明确指出，要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获得正确认识。当下党员干部要用好调查研究这一“解难利器”，做到零距离感知群众冷暖，全方位倾听人民心声，以“一竿子插到底”的魄力找准找实突出问题，细细咀嚼民声民意，以点带面寻求突破，走好善政为民、谋利为民、取信于民的从政之路，共同营造海晏河清的良好政治局面。 （《中国组织人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