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依为命父子情

□王端阳

一向身体健康的我，不承想前些日子检查出胃体贲门出现病变，需要住院做个手术。虽不是什么令人惊怵的大恙，却也不能含糊。从多方面原因考虑，以求放心，儿子决定去省城太原一所三甲医院就医。

退休以后，我窝居山乡已是多年未出远门了。世事变化、社会发展，我已近乎半个文盲，不要说北京、西安，也不说省城太原，就是运城我怕都找不着门了。儿子的决定让我犯难，却又无可奈何，只有听凭他的安排。

一

一切准备停当，3月1日，我们终于动身前往省城太原。儿子带了他的挚友小宋驾车一同前往，为的是必要时有个照应。毕竟是出远门，人地生疏，怕有时一个人应对不了。一路上，从车窗看着路边一晃而过的路牌和远处飞逝而去的风景，我自感迷离茫然；即使到了地方，进了医院，住进病房，以及随后两天的各项检查和第四天的手术治疗，在人流涌动中，我都是懵懵懂懂，恍然若梦。但我的心是平稳的，是安静的，我知道，儿子在我的身边，我尽可以放心听凭他的安排。而且，医院有我一个沾亲带故的学生，有她给予的照顾，我们可省却很多麻烦。

手术后的日子里，儿子专门陪护在我的身边。病房规定，一个病号身边只能留一个人陪护，而且当时身在省城，其他亲人也不方便照看。在病房的那段时间，就成了我和儿子的二人世界。因为是儿子，他对我绝对尽心；正因为是儿子，我对他绝对放心，我凡事都不操心，事事都听他的安排。

在儿子面前，我已经完全褪去了遮羞的面纱，不能走路，由着儿子把我搀起站到床前方便。开头几天昼夜不停地输液，他陪在床前不能合眼。我躺在床上静静看着液体一滴一滴慢慢滴下，他陪着我耐心忍受着输液的煎熬。病房里为陪护人备有一张拉开能躺的坐椅，他晚上就将就着在上面休息。我整天躺着，浑身难受，晚上难以入眠，睁着眼睛看他疲倦睡去的样子，心里充满了不忍。但他哪里能睡得安稳，一激灵就又醒过来了。熬过了几天，液体输得少了，医生吩咐可以喝口水喝口汤了，他就细心为我准备汤水，调理饮食……在那些日日夜夜里，我的病情一天天向好，他也一天天变得轻松。终于可以出院了，他和我一样，脸上充满了拨开乌云看到晴天的兴奋。

我所在的病房有六张床位，在有精神和心情的时候，我注意到每个病床前的陪护人和患者都不外乎夫妻、父子、父女、母子、母女的至亲关系。他（她）们对患者是那样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和体贴，这使我顿然意识到人世间的至爱亲情在这个场合，在最需要付出的时候，是那么珍贵。22床的病号是位瘦弱的50多岁妇女，陪护人是她丈夫。丈夫守在她的床前，喂饭喂水，洗头洗脸，擦手洗脚，可以说把半辈子的爱在这几天都倾注到了她身上。17床的病号是个年近八旬的老人，她的女儿在床前为她有时梳梳头，有时拉拉被，一会儿趴在耳边说话，一会儿俯下身子为她翻身，充满了母女间的体贴。我就不用说，再真实不过地感受到了儿子的用心和尽力。

这些日子里，我想了很多的事，想得最多、感受最深的还是眼前耳濡目染的人世间最珍贵的至爱真情。我为有儿子在我的身边，感到莫大的安慰，内心充满了只有耄耋老人才有的那种安全感、踏实感和老有所归的归宿感。想到2014年我在本地医院做前列腺电切术住院时，也是儿子一人陪护照料在身边，切身体验了古人留下来的养儿防老的至理名言。从古至今，平民百姓，芸芸众生，谁不是老来靠儿女走完人生最后的归程呢。

二

儿子已是中年。我们父子一个屋檐下生活数十个年月里，他是怎样长大的？我为他做了多少事情？付出了多少辛苦？这些想起来一时觉得茫然，似乎儿子的长大都是老伴一手的功劳，我只是顺其自然尽了一个做父亲的义务，而且有些事想起来还觉得内疚，对儿子甚感亏欠。

那时儿子四五岁大，我们一家人还住在乡下，我在县城教书。一个星期天，妻子带孩子来县城转，我们一起逛街。在舜王大街一家卖儿童玩具和衣物的商店门前，儿子看中了一顶绿色大盖硬檐的军帽，非要买。我不舍得掏四五元钱去买一顶虽好看却非必需的奢侈品（在我眼里，那时四五元完全可以省出来置办一件顶用的家具），再三哄劝后，就兀自离开走去。我想，我走开了，儿子就不闹了。不想，儿子在后面哭闹着就是不走，我走几步不忍心停住回头，他哭号着追几步，见我停住就也停下来。这样几次三番，妻子火了，还是心疼儿子，拉着儿子最终把那顶帽子买了下来。那件事后来每每说起，妻子就怨我心狠，直至今天，一提起来，我还是深深内疚。

儿子四年级以前住在村里。因为手头拮据，我回家从未给孩子买零食的习惯，回家就记着干活，干完活就走。孩子也适应了我这个吝啬的父亲，从不想着向我讨要什么好吃的，有事只追他的母亲。和别人家孩子的父亲相比，我实在太吝啬、太心硬了，给予孩子的父爱实在太少、太欠缺了，想起来就心痛自责。

但儿子毕竟是我的骨肉，我自然本能尽我做父亲的责任。

三

20世纪90年代，我们一家搬到了县城我所在学校教师宿舍区的小院里。为了生活方便，我在小院增建了一间小房。房子刚盖好，墙还是湿的，儿子就抢先高兴地住了进去。那时正值暑夏，湿热正盛，因为缺乏生活经验，我们没想到在那样潮湿的环境里，孩子会因为盖不住被子而受到湿邪的侵袭。一夜夜的湿热阴凉，让儿子落下了风湿的病根。时间不久，活蹦乱跳的儿子就关节肿胀，脸色苍白，身体日渐消瘦，有一次上体育课竟跌倒在操场上，被同学搀着送到家里。

我和妻子很是着急，四处求医，却找不到理想的治疗方法。后来，听文春芳老师介绍，新建小学有个女教师患类风湿病，在闻喜东镇一带用了一个民间医生的偏方，病情大有好转，不妨去试一试。于是，我打听清楚路线和地址，便准备带儿子赶赴闻喜。因为一天赶不回来，我们就准备了两天时间。第一天出发到绛县横水镇儿子的姨姨家住一宿，第二天一大早乘客车到闻喜东镇，再雇辆三轮摩托奔向南边塬上，就到了我们要找的村子。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医生，说是医生，其实不过是位农村老婆婆，她是依着自己的祖传秘方，自配药物，自制药丸，专治风湿一类的骨病。她简单问过病情，给我们取了药，并吩咐用法和禁忌事项。很快我们就离开了那里，按原路返回。

两个月后，我又去了一次，因为只是取药，这次我单独去的。为了省钱，我从横水儿子姨姨家骑自行车一路前往那个村子，没有坐车。上坡蹬车，路上辛苦自是辛苦，但返回时抄小路倒也便捷。就这样，连用了三个月秘方药丸，儿子的病大见起色，慢慢好了。那段日子里，我喜忧参半，担惊受怕，看着儿子晚上服药后大汗淋漓，如瓢泼一般，昏睡中都惊风抽搐，心都碎了。据说，那药方里有蟾蜍之类的毒性药材，老婆婆配方采用了以毒攻毒的中医药法则。后来说起，倒是颇因冒险而后怕。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儿子去天津上学，我拼凑了家里多年的积蓄把学费交上，并和几个家长结伴，一同千里迢迢把孩子送到学校。后来的几年，直到儿子毕业，我每个月的工资除过些许留作家用，其余都支付了儿子的学费。记得有一个月，家里只剩8元钱对付生活。其时，紧跟着又是给学校分期预付购房款，又是儿子结婚，那段时间，是我们家经济最困窘最紧张的时期，东挪西借，负债累累。幸好不久我办了退休，受聘去了私立学校教书，才渐渐渡过了那段困难阶段。

2005年春节，儿子的风湿病又犯了，经检查确诊为强脊炎，住进了运城市中心医院。在医院里，我一直陪护着他，直到出院我们才一同回家。回家后，我们又联系到北京一家中医院，用了一年的药，总算是把儿子的病治愈了。

几十年来，我和儿子风雨同舟，互依互靠，相依为命。他小时候，我抚养他长大，尽我做父亲的责任；现在，我老了，他陪在我的身边，对我知疼着热。古往今来，祖祖辈辈，世世代代，人生皆都如此。有儿女陪在身边的老来之福是多么幸福，这种幸福人人都当享受，但并非人人都能够享受。

父子亲情，人世间最普通的亲情，也是人世间最珍贵、最真挚的亲情。这种亲情是本能的、永恒的，是任何情感都无法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