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运城晚报时间:2024-08-17
□乔靖鸿
记忆中,除了吃得差点儿、穿得土点儿,小时候的日子大多可以用“欢乐时光”来标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农村能填饱肚子实属不易。为了让全家人吃饱、吃舒适,母亲煞费苦心,把玉米、高粱等粗粮做成花卷、窝头、起糕等“花式馒头”,用苜蓿、槐花、红薯叶等做成拌面菜,使有限、枯燥的食物最大限度地多样化、可口化。小时候,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将来走出农村当个“干事的”,经常给爷爷和父母买点好吃的,孝敬他们。
那时候,家里老少一年四季的衣服、鞋帽,大多要靠母亲把棉花纺成线,棉线织成布,再漂染之后,做成衣服、裤子或者单鞋、棉鞋。几乎每天晚上,我和弟、妹都是在母亲嘤嘤嗡嗡的纺线声,或咔嗒咔嗒的织布声中入睡的。因为想多看会儿小人书,或多听会儿父亲讲故事,我实在不想早点睡觉,觉着像爸妈那样想啥时候睡就啥时候睡才美呢。幼小的我不知道,为了一家人的冬棉夏单、吃穿住用,忙完地里忙家里、天天早起晚睡的父母该有多么辛苦和不容易。
放了学,我们这些孩子尽可以满巷跑,推门就进,连喊带叫。到了饭点,不管在谁家,拉个板凳坐下就吃,大家都习以为常,也不见外。谁家做炖肉、炸油饼、包饺子等稀罕饭,都会给左邻右舍送点儿尝尝。邻里之间,吃的是饭食,尝的是情谊,穷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
我们最大的乐趣是看电影,在学校大操场看露天电影。碰上村里放电影,全村男女老少能走动的都会去。因为人多,小孩子大多时候在银幕后边看,里边的人举手投足都是反着的,别有情趣。尽管没有字幕、声音听不太清,有时候一部电影能看三五遍,但每回都看得津津有味,不到“剧终”,决不离场。
礼拜天或是放了假,吃过早饭,我就会叫上巷里的三五个伙伴,一人一把镰刀,身上挎一个或大或小、或圆或方的竹筐,去地头、田埂、树行或路边割草。人较多时,我们就会去村北的沟里。一条南北向的沟,七八百米长、十来八米深,两边的土崖长满了酸枣树、磨盘草、白蒿、灰条等杂草、灌木。割草时,得边挑拣边割,既要注意安全,还不能把蒺藜、枣刺等夹杂其中,扎伤了家里的牲畜可是要挨骂的。
更多时候,割草是个冠冕堂皇、百试不爽的理由。孩子们三五一伙地出去,热闹好玩,人多胆大,还可以顺便玩藏猫猫等游戏。
夏天的夜晚,酷热难耐,父亲就从房里扯根电线,在院子里安一个200瓦的大灯泡,把院里枣树、槐树下的土扫扫干净,拉一个大凉席一铺,再给每个人一把蒲扇。母亲或纺线、或织布,同父亲拉扯着村里的闲闻趣事。我则捧着一本或半新半旧、或有头没尾、或没头有尾的书看。印象最深的,是一本《三侠五义》,正看到热闹的地方,后面没了,可把我急坏了,就让父亲到处去找剩下的,问了好多人也没找到。后来我到乡里上中学,才在图书馆找到一本完整的《三侠五义》,算是了了一个长达数年的愿望。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是书籍给了我和许多农村孩子一个极其丰富的精神世界,伴我们度过了童年。
童年的时光,依旧色彩斑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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