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如何算“生态账”

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有许多让官员算“生态账”的生动实践。

西周时期，中国古人就建立了规范、权威的国家审计制度。《周礼》记载了掌管山林川泽的虞衡制度，周文王颁布的《伐崇令》明确规定对破坏森林树木者要重罚。

据《淮南子》记载，解扁担任魏国东部地区的长官，在给国君魏文侯的财政报告中说，辖区内的国库收入是以往的三倍。财政部门也向国君请求给解扁奖励。可魏文侯敏锐地提出来：你辖区内的土地、人口都没有增加，为何国库收入能增加这么多？解扁不无得意地答道：我的办法是发动百姓冬天砍伐森林树木，等春天河流解冻后再将其连成木排运出山林，通过卖木材大大增加了国库收入。对解扁牺牲百姓利益和资源环境来增加国库收入的“经济账”，魏文侯不但没有奖励，反而严厉批评这种做法得来的收入不可持续、不可用，还痛斥其所作所为名义上有功却实际上有罪。

与魏文侯痛斥解扁的故事相比，明朝时期四川剑阁地区建立的“交树交印”制度，或许更能彰显中华文化对人类生态文明的贡献。四川省境内，以剑阁为中心，北起阆中，南至成都，有一万两千多棵古柏树分布在古蜀道上，蜿蜒三百里的剑门蜀道两旁，古柏分布尤为集中，得美名曰“翠云廊”。这些古柏俗称“张飞柏”。相传，三国名将张飞担任巴西（今四川省阆中市）太守时，为防止部队在深山迷路、便于夏季避暑行军和商贾百姓行走，组织动员军民修道路、种柏树并严加保护。

三国之后，晋、唐、宋、元等朝代都重视对“张飞柏”的保护。史载明朝正德年间，李壁担任剑州知州时，令全州人民广植树木，在古蜀道上补植大量柏树并发出“官民相禁剪伐”的禁令。从那时起，每逢新官和旧官交接任，都要核查清点当地古柏树是增多了还是减少了并依此进行奖惩。由此形成的“交树交印”制度，成为我国古人算“生态账”的不朽实践，或许也是人类政治文明与生态文明有机融合的最早典范之一。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