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测绘人李洪良的河东情

□记者 刘凯华 见习记者 吴娜

本期嘉宾：李洪良，85岁，原山西省地质测绘院工程师

从“一条马路两幢楼、一个警察看两头”的潞村记忆，到高楼林立、路桥成网的河东繁华，时代的变迁留下了一代甚至几代人的足迹。李洪良，1938年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新建镇，1958中专毕业于南京地质学校（现并入东南大学）大地测量专业，分配至运城从事地质测绘工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陆续支援运城的山西省地矿局测绘队（驻地运城）测绘人之一。

测绘，通俗理解就是测量和绘图。测量是研究地球的形状和大小，确定地球上任意一点的地理坐标（经度、纬度和高程）或者是直角坐标系。测量广泛应用于军事、农田水利、矿山地下贯通、森林交通等各行各业。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地图、导航数据皆依托于此。它和我们全面了解脚下的广袤国土有着直接关系。

“同志们，你们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用双脚丈量山西的每一寸河山！”这是原山西省地质测绘院（现山西省地球物理化学勘查院有限公司）工程师李洪良参加工作第一天，队长闫仁保对他们16名来自南京的新队员的欢迎词。李洪良后来才知道，撑起这豪情壮志的背后，是新中国测绘人的无私付出，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1958年8月，刚从南京地质学校结束三年学习的李洪良，和同届3名同学一起，被山西省地矿局测绘队分配到驻地运城的省地质测绘队四分队工作。以为被分配进了“国字头”单位从此就荣光无限的李洪良，没工作多久就带着设备深入素有铜头、铁腰、金尾巴的中条山腹地，从此一头扎进了深山里，开启了他以苦为乐、一生为傲的测绘生涯。

立足当下，回首往昔，勘察测绘人员和技术更新换代，不变的是驻运城测绘人一颗精益求精的匠心。                

——题记

外地来的“老测绘”

丈量河东山河

当记者询问起当年的工作经历时，在李洪良平稳的叙事口吻里，翻山越岭，风吹日晒，上山一身汗，下山一身泥，定点，测距是他们的“日常”，超10公斤的经纬仪、测量尺，是每天必有的装备，黝黑的皮肤、湿透的衣背，是他们的“写真”。

野外测绘工作全部依赖人工作业，工作量巨大，“就是大家印象中的那样，眯眼看久了对视力和肩颈都非常不好，我这歪脖子的毛病也是当时养成的。”李洪良告诉记者，1958年参加工作以后，他和野外队一百多名同事拼死拼活地干，终年没有公休日，唯一的希望是老天下雨，可以休息一天。测绘员给人的形象是“远看是讨饭的，近看是测量的”，足以见得当时工作难度之大。

从李洪良的口中，记者得知，他也是在这样的苦日子里磨炼成坚强的性格和平易近人的品格。

“那时测绘技术方案相对单一落后，制作地形图要经过多道工序，我们野外队的任务主要集中在山头上，不仅爬山困难，而且有时观测也会很难，受气候和通视等因素影响，个别边长的控制点要上去几次才能观测下来。”1964年，李洪良在垣曲皋落完成组织交派的“1∶100000航测”任务，两个月的时间里，为了方便测绘，他和队员们只好按照周期上山露营，常常是“三天只吃五顿饭”。

垣曲的山林、夏县的水道、闻喜的岭地、芮城的峦峰、盐湖的水域……1958年到1976年，一直在户外参与一线工作的李洪良在那个奋斗的年代不止一次用脚步丈量河东山河，用江南男儿特有的善于较真碰硬的韧劲，挥洒着汗水，默默诠释着坚毅的测绘精神，也是在这些岁月，他结识了成百上千个帮助过他的河东“老乡”和同事。

“有一次，我在五天的测绘任务中遇到了一个在山上种植党参的垣曲老乡，老乡一听说咱是‘帮国家忙’，热情地分出一顿干粮！后来我才知道，这也是他的最后一顿。”他说，“测绘人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测绘人自己心里清楚，诚然，跋山涉水是这一工种的常态，但是能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得到无数‘老乡’的照顾，我也是在一次次的被帮助中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坐标——‘运城人’。”

毫厘记录城市变迁

运城“长大”这么多

技术专业毕业的李洪良，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波澜壮阔的事迹，只是无数奋战在河东建设一线的建设者中的普通一员，就是这样的一位普通一线人员，却多次被单位评为先进个人、先进生产者，直到组织上将晋升高级工程师的表格送到他的办公室，他也只凭一句“我中专毕业，当个工程师就行了，何必名不符实？”回绝了这一大多数人都认为千载难逢的机会。

自参加工作以来，他每年在野外工作的时间都不下两百天，其间他见证了、亲历了地质工作的起落。在改革开放初期，他服从工作安排曾转岗到资料汇编总结岗位，在新的岗位上，他不仅没有消沉，反而转变观念，勤学肯干，不仅总结汇编了多年来山西省地质勘测方面测绘技术档案，还积极拓宽档案利用领域，制定了单位各项工作标准，为以后开展水、工、矿等一系列地质调查工作打下了基础。

也是在这一阶段，李洪良从无数同事的工作手记和亲身编绘中，感受到了运城城市发展的新变化。

“初到运城，印象中仅有东南西北四条街和路家巷、阜巷寥寥数条街道，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区域，在黄土路面上奔波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家乡的水路。后来，党和政府组织我们干部职工出工修了解放路、河东街、红旗街、人民路等，大家都干得热火朝天。”提及这段经历，李洪良难得地笑了出来，仿佛变化就在眼前。

于是，他说起了“修路”这一码事。“1975年修建解放路桥和胜利桥，1978年修红旗东街、工农街和解放北路，1986年修解放路立交桥……”说起运城的变迁，李洪良如数家珍。

从李洪良的口中记者得知，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头，无论钻进带着恶臭、路人避之不及的下水道，还是冒着生命危险爬上桥顶，对这群测绘人来说是工作常态。很多时候，为了不影响市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避开白天的车流、人流等，他们的工作往往从深夜开始，持续到次日凌晨。虽然我们和他们见面很少，其实有水电气的地方，有桥有路的地方，甚至我们住的房子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都有测绘人精准的测量。运城，在经历了“荒滩建瓦房、土坡修马路、农田挖水系”的巨大变迁中，城市的规模也在勘察测绘工作的基础上不断刷新。

“运城，‘长大’这么多。”李洪良说。

平凡的经纬人生

描“绘”运城蓝图

1993年，李洪良离开了他奋战了35年的工作岗位。

退休后的他并没有止步于对测绘事业的学习和探索，1998年至2003年，他受聘于我市多条高速公路、市政公路主管测量工作。在此期间，他一直以在学中干、在干中学的态度要求自己。

“设备在更新，技术在更新，这是因为人们对城市的探知足迹越来越广了，对城市的开发水平越来越高了，这表明了我们要学习的东西也是无休止的。”即便是见证了近50年的勘察测绘技术的变迁，即便是年过古稀，即便已是一方测量主管，李洪良对“测绘”二字的追求，也从未止步。

看着测绘行业的技术装备迅速提高，从光电测距到全站仪再到今日广泛应用的坐标测量仪、北斗系统，测量工作如虎添翼，但他也深刻理解了一个道理——对技术设备、软件系统的钻研成了测绘人新的挑战。

“如今的勘察测绘行业，不再局限于城市建设领域。民政、公安、交通乃至未来的全自动化智能城市……各行各业都会用到我们的数据，测绘人更要吃苦钻研，学精学深这一行，不学习就要被时代淘汰！”在李洪良授予爱徒张创虎的笔记中，不难感受到他对测绘行业全心全意的投入和与时俱进的理解。无论当初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技术人员“下海热”，还是地勘单位项目锐减后的“改行热”，他始终初心不改，每天更是拿出十二分的精力投入到热爱的工作中，一直奋斗在地勘这个看似冷门、但却充满挑战的学科上。他经常调侃自己：“我什么也不会，只能干干专业上的活。”

“如果说从前，我市道路建设处于一个稳步发展阶段，那么，进入21世纪后，则是道路建设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阶段。”这段退休后的工作经历，让他亲身参与“见识”到了改革开放和撤地设市等大背景下运城城市肉眼可见的“发力期”。

李洪良说：“2010年前后投建完成的学苑路立交桥，让我第一次直观感受到这样的震撼，这是建在运城的第一座大型立体式城市综合交通枢纽，也是我们万千测绘人翘首以盼的南北大通道！”此后修建的条山街、圣惠南路等城市主次干道，南城墙街、东城墙路、槐东路等在李洪良口中都如数家珍。

从光学测绘仪器到数据接收器，从电子产品在测绘行业的普及到卫星测绘数据，从城市基础坐标的GPS测量到水准测量，李洪良一直关注着测绘这一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基础行业。他也同样深信，即便是没有了当初那铃铃作响的破旧帆布包，高度精准系统的测绘数据依然会是运城城市变革的根基。

在深山密林里测绘地形、地貌、地物，用等高线描绘山势走向，他们是河东山河建设的“开路先锋”；在泥泞道路往来穿梭，全面检测路桥数据，他们是重点民生工程的前方保障；尽管他们不常被看见，却是“隐藏”在每一个项目背后的坚固基石。

采访结束后，记者的眼中满是那个早上五六点出门，带着干粮帐篷出去，一走就是一两个月的南方小伙；也是那个没有计算机全靠计算尺、手簿人工计算，肩上经纬仪、平板仪、三脚架、水准仪叮叮当当作响的“测绘人”。

在他们日晒雨淋、“眯眼歪脖”的测绘工作中，城市一点一点“生长”，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新楼，一条条建设改造的街巷，慢慢填充着运城这幅“大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