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为何被称为“书圣”

祁小春 庄谦之

说起书法，大概每个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中国历史上的“书圣”王羲之，同时又想到了王羲之旷达的魏晋风度，想到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狂热的痴迷，想到身世传奇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乃至于想到会稽山阴的那次雅集。这种种令人心向往之的传奇故事和文化光环，都集中在“书圣”王羲之身上，成为每个熟悉中华传统文化的国人共同的精神财富。

王羲之像

诚然，王羲之的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人们越靠近它就越发现它的神秘莫测和高不可攀。我们不禁要问，王羲之为何被称为“书圣”？他的书法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为何成为传颂千古的书法高峰？

取法高古和博采众长

诞生于魏晋时期数一数二的高门琅琊王氏，王羲之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书法教育。他的两位老师，一位是三国时期书法家钟繇的徒弟卫夫人，一位是叔父王廙。取法上的高古，奠定了王羲之书法深厚的基础。

卫夫人的书法以妍媚著称，唐代人评价她的书法“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王廙的书法精严古淡，传承了钟繇书法天然、质朴的特质，在西晋时期独步天下，享有盛名。正是在卫夫人和王廙两位老师的影响下，王羲之的书法接通了魏晋书法的血脉，兼具妍媚和古淡两种面貌。

《姨母帖》

在向卫夫人和王廙学习之外，王羲之对书法满怀执着的热爱，他遍习名家遗迹，转益多师。《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便记载了这些事迹：“（羲之）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博采众长为王羲之书法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王羲之书法中，有如《丧乱帖》《平安帖》这一类洒脱飘逸的行书，有如《远宦帖》《十七帖》这样俊朗典雅的草书，有如《黄庭经》《东方朔画赞》一类古朴雄奇的小楷，也有如《寒切帖》《豹奴帖》一类隶意浓厚的章草。王羲之书法风格多样、气象万千。

唐代的张怀瓘评论王羲之的书法：“（羲之）尤善书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王羲之不仅擅长各种书体，还在不同书体中形成自己的统一风格，造就其千变万化又独具特色的书风。这一书风在张怀瓘看来简直是人力无法触及，得于自然的神力。

南朝梁武帝萧衍评论“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无独有偶，《世说新语》中记载王羲之的为人也是“飘如游云，矫若惊龙”。他们均用龙、虎、云一类气势超拔的意象来展现王羲之书法的雄强、奇崛和飘逸。正是因为取法高古、博采众长，王羲之才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书法风格。

刚柔并济和调和古今

关于王羲之书法有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王羲之书法究竟是柔媚的还是刚强的？对此，唐代张怀瓘曾说“逸少草有女郎材，无丈夫气”，认为他的书法妍媚居多。清代刘熙载则给予了相反的评价“力屈万夫，韵高千古”，强调了其书法刚强的一面。这些矛盾的评价各有道理。事实上，王羲之的书法可以说是兼具妍媚和劲健两种面貌。比如，在他的行书作品中，方笔和圆笔的综合运用、书写节奏上轻重缓急的调适，都显示出一种刚柔并济，乃至于刚中有柔、柔中带刚的韵味。

相比于王羲之，其子王献之的书法就显得劲健不足而妍媚有余，缺乏刚柔并济的特质。虞龢《论书表》中云“献之始学父书……宛转妍媚，乃欲过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说王献之“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有趣的是，王献之的书法是从其父王羲之发展而来的，成为当时“今体”的代表，这种“今体”更为流便妍媚，也就缺乏质朴的古意。

正所谓“今不逮古，古质而今妍”，亦刚亦柔的王羲之书法同时可说是亦古亦今。王羲之书风的“今”意，在于它妍媚流畅的行草书走势打破了隶书系统的迟缓；王羲之书法中的“古”意，则体现在许多字的写法还保留了浓厚的隶书意趣，尤其《姨母帖》《初月帖》中，用笔的迟涩、厚实，以及隶书横画取横势不取纵势的写法，字形扁平而不张扬，都展现出质朴敦厚的篆隶遗韵。应该说在东晋时期，王羲之的书法是承上启下，兼具古今意趣的典型。

刚和柔、古和今，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美学特质在王羲之书法中是对立统一、不可偏颇的。正是由于刚柔并济调和古今，使得王羲之书法能够在众多书家中脱颖而出，引领潮流，并且成为书法史上的里程碑，可谓“天质自然，丰神盖代”。

君子之风和中庸之道

在书法史上，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而王羲之书法正好是晋人之韵的绝佳代表，他的书法冲和任诞而又处处合乎法度，激扬的同时又不乏沉郁，韵味无穷。唐代孙过庭在《书谱》中极力推崇王羲之的书法，“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意思是王羲之的书法到了晚年更为绝妙，因为这时他心气平和，所以书法并不激烈张扬，使观赏者能感受到一种持久的、耐人寻味的意韵。

这种“不激不厉”的冲和韵味，恰是儒家推崇的温润如玉、使人如沐春风的儒家君子品格在书法上的反映。《论语》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是说君子能够同时具备、调和“文”和“质”两种要素，其中“文”指的是文雅，“质”指的是质朴，没有文雅的质朴和没有质朴的文雅都是失之偏颇的，只有两者调和才符合中庸之道。

儒家强调知行合一，观其言而察其行，合乎中庸之道的君子，其风格当然是“文质彬彬”的，是“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书法常常是一个人的意趣和思想境界在艺术上的反映，如果在为人处世上没有君子之风，不理解中庸之道的精髓，王羲之就很难在书法中践行这样的原则。

儒家人格的审美标准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标准，而王羲之的书法，正是有着这样的一种中庸、优雅的儒家君子之风，不仅能够调和妍媚与劲健、古意与今意、文雅与质朴，而且能在这种平衡之中缔造出中正、平和、不激不厉的风度，成为中国书法美学上最高的品格。这正是儒家君子之风和中庸之道的精神内涵和艺术魅力所在，难怪唐太宗会给予他“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的评价。

古人说“字如其人”，指出关注书法要特别着眼于书法家的道德品质。我们今天了解“书圣”王羲之的书法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抛开王羲之身上神秘的光环和传奇故事，还应看到他身上种种优秀的品质：取法高古和博采众长、刚柔并济和调和古今，以及从中体现出来的君子之风和中庸之道，它们不仅仅是书法学习、艺术追求上的宝贵经验，也是儒家君子在为人处世上的道德要求。书圣之所以能被誉为“书圣”，不仅因为王羲之在书法上的成就，更因为其书法背后的个人品质。王羲之的“书圣”形象，对于后世文人士大夫具有极大的示范、引领作用。直到今天，书圣的光芒仍未褪去。我们依然可以通过书圣认识书法，学习书法，传承中华文化。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