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写作的时代意义
——以毕星星的写作为典型

□傅书华

毕星星的非虚构写作主要体现在他的《坚锐的往事》《走过带伤的岁月》《走出岁月的阴影》《河槽人家》这四部集子中。

在这四部集子里，作者或写民国往事，如《遥想当年的中国科学社》等；或写某个历史时段国人的精神现象，如《男男女女五十年》《上一代人的离婚战争》等；或写文人名士在政治运动历史节点上的品格节操，如《大家小忆》《写作组记忆留痕》等；或写大的文化事件，如《〈三上桃峰〉的来龙去脉》《柯云路当年带团做人体特异功能表演》等。但他写得最多、最好、最有特色的还是对乡村的叙写。

毕星星对中国乡村的非虚构叙写，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系列：“乡村档案”“乡村风景”。他的文字对中国乡村的如实记写，从人生形态、社会内容来看，是方方面面的；从写法上来看，有的人物突出、事件完整，有的则三言两笔，类似速描，却又意韵十足，令人回味无穷。

毕星星对中国乡村的非虚构叙写，主要分为几个大的方面：

第一，是对中国乡村文化多面相的揭示。在《最后的乡绅》《特级教师南岩之死》这两篇文字中，可以看到鲁迅小说《孔乙己》中孔乙己的面影，他们都是作为某种文明的承载者，却生活在这种文明的没落时代，从而成为一个时代的“零畸者和多余人”。《谁还知道李希文》写了在一个时代权力规训下的农村文化人及通过他而体现出的农村文化的某一种呈现形态。在《有一个市长是诗人》中，我们看到，脱离乡土大地的政治热情、文学热情，曾经如何造就了我们的文学，改造了乡村的乡风。

第二，是对乡村性格多面相的揭示。记写乡风淳朴的文字一向很多，但在毕星星笔下，却又时时有他人笔之未及之处。譬如他的那篇《少男少女》写的是作者自己与儿时的女伴翠翠，他们从少年到老年的情感故事。作者写自己在外地多年再次回乡看望翠翠时，作为老年人的二人最后一次见面：二人在杏树下摘杏子，这是传统乡村美好的缩影，但因为是作者的真人实事，所以，就有了虚构文字所没有的魅力。

《我和父亲共同守护一份隐痛》写的则是成年人在乡村实际的生存。从中，我们看到了乡村伦理的巨大规训力量。毕星星对中国乡村非虚构写作的内容自然还有许多，但仅仅以上之例，就足以让我们有了对乡土中国的重新识记。

今天，我们的社会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但传统乡村的文化基因却深深如血肉般存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如果不能够清楚地审视乡村的真实存在，我们就不可能找准自己的时代站位，更不可能在一个正确的站位上，做合乎逻辑地前行。这正是毕星星非虚构的乡村写作的意义、价值所在。

从这样的价值立足点出发审视来路迈步前行，非虚构的乡村写作，任且重道亦远。毕星星有一长文《走出乡村》细写其家从祖父一代、父亲一代，自己一代，千辛万苦，务求走出乡村的顽强与艰辛。他还有一篇文字《游走与回归》写其乡人在新的时代出走乡村后，或长或短，或张扬或失意，总要定期回乡，或如候鸟，或重归乡居。正是忠实于现实的非虚构写作，才使得毕星星有如此深刻、精准的感受：带着抹不去的终生“胎记”漂泊于未定的远方。

毕星星的非虚构写作之所以能够取得相应的成就，除了学界对非虚构写作成为共识的立足于档案、立足于自己的亲身经历、立足于自己的家乡或生存的本土、立足于笔下是自己真切感受到的具体之人从而达到忠实于“事实”这一根本外，还有以下几点对他的写作有力地支持着。

第一，“小历史”的方法论。所谓大历史与小历史是西方新历史主义提出的一对概念。譬如，基于某种占据统治地位的观念形态对历史的阐释属于大历史，分散、零碎、经验性、边缘性的对历史的叙述属于小历史。毕星星笔下的乡村人、事，都是超出大历史价值阈值的个别的、具体的、经验形态的，是小历史。之所以强调小历史写作方法在非虚构写作中的意义，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观念的东西不能依靠观念去摧毁，而只能通过物质去摧毁，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去建构一个新的适应社会格局的价值系统，其最初的建立形态，必定是零散的、碎片化的。因之，小历史在其中的建构作用得以特别突出。毕星星笔下的这些乡村人、乡村事，为新的思想谱系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有深度的资源，促进了各种思想谱系新的生长。海德格尔所说的思与诗，在这里，得到了高度的实现与统一。

第二，恩格斯的典型人物理论。毕星星的笔下，固然有着类如“大匠”这样的有着相对完整故事的人，但更多的，却是以人生片段、点滴、细节见长。如《河槽人家》之一章《忆乡人》中，就记写了乡村的铁匠、闲汉、富人、大力士、恶人、大汉、光棍、艺人、商人等，而对这些人物，又都不给以全面地展开。如何评判这些人物的塑造，恩格斯的典型人物理论是对其最有力的支持。恩格斯关于典型人物理论的名言为学界所熟知，“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

第三，在这种小历史的非虚构写作中，民间价值谱系对之有着特别重要的支持作用。在毕星星的笔下，这一价值谱系得到了充分而又深入的体现，其丰富多彩足以令我们目眩：譬如在《最后一个入社的女人》中，我们看到，一个目不识丁的乡下女人所采取的行动，胜过无数饱读或信奉各种经书的具有表面深刻理论的社会群体各阶层人士的狂热。譬如在《〈三十里铺〉散记》中，面对直播中亿万双眼睛，民歌《三十里铺》初版本主人公的原型王凤英老人就是一言不发。这种定力，正是切实守护自身利益的民间价值谱系的强大力量在其这样一位贫苦的乡下女人身上的具体体现。

毕星星作为上世纪50年代生人，这一代人由于历史与时代的原因，经历的复杂是任何一代人所无法比拟的。这一代人丰富性和时代性特征，在中国文学界的栋梁作用，对于当今中国及中国文学界来说，意义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