绛县车厢城遗址：这里曾是晋国古都

张志善

距绛县县城4公里处有一南城村。南城，顾名思义，南边的都城。这一村名与晋国古都车厢城有着钟响磬鸣的联系。

南城村有一块古老的石匾，长0.87米，宽0.56米，厚0.14米，青石质，繁体行楷阴刻“车厢古迹”4字，年代久远，尚待考证。此匾与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镶嵌在绛县城门楼上的《晋旧都》石匾遥相呼应，有力地证实了车厢城曾是晋国的古都。

车厢城从遥远的西周走来，穿越沧桑岁月，风雨兼程，向人们述说着它的起落沉浮和曾经的辉煌。

▲车厢城遗址发现的两块石匾

南城村名的来历

车厢城遗址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地处南城村南，因其形如车厢，故称为车厢城。经过历朝历代的风雨侵蚀，城墙已残破不堪：坍塌的垣土高高堆起，毁坏的痕迹历历在目，现最高处有三五丈，较低处约一两丈，凹凸不平，斑驳累累，像一条受伤的巨龙，气喘吁吁地盘旋在中条山腰间的沟畔，伏卧在荒崖上；又像一节锈断的锁链，被人遗弃在野地里。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它曾经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都城。

车厢城建于晋献公8年（公元前669年），北魏时重修。

▲南城村古宅门

车厢城地处绛塬中脊地域，雄踞于中条山东段北面，被深约30米的东西两沟夹峙其间。城南北长约400米，东西宽为50米，面积约30亩，城外的沟内有不竭的水源，形成天然的护城河。城四周依沟建有高厚的城墙，西北角开凿隧洞式土门一道，内外上下均为75度的陡坡，可谓关高城重，固若金汤。

城东有洼地两亩多，俗称“牢固坨”，据说为当时的牢狱。临沟畔筑有面积约10平方米的土台一座，台顶平坦，巍然耸立，传系“岗哨台”或“烽火台”。城北约一里处是常年奔流不断的涑水河。城南背依中条山支脉的湫池山，不仅岭高险峻、地势独特，而且景色宜人，给人一种“风吹山带遥知雨，气压云层两重天”之感，因此成为“绛县十景”之一。其间有一地势斜缓、约五六十亩的开阔场所，传为屯兵操练场。正南10余里，直达山西南疆的“咽喉”——横岭关。越关南下渡过黄河，则抵春秋周王城洛阳京畿，亦即晋文公受王命平叔带之乱，为护周襄王复位，于晋都绛举“尊王攘夷”义旗，誓师率命所经之路线。

车厢城，曾为晋国古都，有翔实的史料可查。据明朝年间的《绛县志》记载：晋献公8年，“献公派士建都城聚（聚，即今绛县城南5公里的车厢城），将桓庄之族群公子全部杀光，继而将聚命为绛，从而晋国定都于绛”。清乾隆时期，授文林郎绛县知县白山拉昌在《新修绛县志序》中说：“绛县古晋都也。今之曲沃与翼皆绛地分疆画界各据所守。”清光绪年间花翎同知衔绛县事习安刘斌在《续绛县志序》中也称：“绛在春秋晋时固一大都会，其为地固不狭。”《平阳府志》也明确记述，献公继位后“弑群公子而徙都于绛……传至于景公十五年乃迁新田”。上述“绛”，即现在的绛县车厢城。

大量权威性史料的记述也说明了车厢为晋国古都。《方舆纪要》载：“聚，即今山西省绛县东南十里之车厢城。”《史记·晋史家》《诗谱》《中国地名大辞典》《元和志》《地名补注》《春秋故事》等史书无一例外地肯定了这一论点。

自晋献公八年建都于绛，次年迁徙于车厢城，历经84年，是晋国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也是晋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年代。直至景公十五年，由于梁山崩，景公怕处于中条山坡的晋都发生类似危险，才迁都于平地之中的新田。

因车厢城与南城村比肩联袂，唇齿相依，所以南城村名也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晋大夫士蒍故里

车厢城东、西、北隔沟环围东南城、西南城、裴家城堡三个村庄，三村鼎立，隔沟呼应，为当时外围驻军防地。三村间的桥头旧时有一砖砌“镇风门”，门额石镌“晋大夫士蒍故里”。此匾至今仍存，它与《绛县志》的记载无可辩驳地印证了南城村即是晋大夫士蒍的故里。

士蒍，士氏，名蒍，字子舆（《刘氏族谱》谓士蒍讳荣信，字世郎，又字博，号太光，称其为“世郎公”），生于周桓王四年（公元前716年），卒于周惠王十七年（公元前660年）。

士蒍是一位足智多谋且善断的晋大夫，为巩固晋国的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

晋国史上有个事件“曲沃代翼”，说的是晋国早期一次长达70年的内战。小宗曲沃派祖孙三代杀逐五位国君，最终以绝对优势取代大宗翼城派的事情。

公元前678年，曲沃武公得到周天子册封，成为晋国法定国君，不想第二年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姬诡诸继位，为晋献公。

晋献公亲眼看着父祖们是如何以小宗取代大宗的，深知小宗一旦强大必将威胁大宗，殷鉴不远，他可不想历史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然而时势并不好，他的曾祖父曲沃桓叔、祖父曲沃庄伯的庶子和后代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势力，被称为桓庄之族。这群人在曲沃代翼过程中都曾立下功劳，有的人仗着辈分高，干预国事，甚至想取姬姽诸的江山而代之。

狼子野心不能不防，但要将他们一网打尽，简直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要任其发展，后果不堪设想。桓庄之族成为压在晋献公心上的一块巨石。

就在晋献公愁眉不展之际，谋臣士蒍为他带来了一揽子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就是本着分化离间、各个击破的原则，制定了翔实的处置计划。

士蒍的方法很巧妙，挑动敌人内斗。首先士蒍把矛头对准了桓庄之族最强大的富氏家族，离间富氏与其他公族子弟的关系。接着士蒍故伎重演，离间势力较强的游氏，一年后游氏全族被桓庄之族屠杀。这时的桓庄之族中最强大的两支被消灭，实力已经大不如前。

公元前669年，士蒍提议在聚地筑城，请桓庄之族的子孙都居住到聚邑来。新城造得不错，桓庄之族全部高高兴兴搬进新家。可是没想到，晋献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兵包围了聚邑，把毫无准备的桓庄之族统统围歼。桓庄之族大多被杀，残存者逃往虢国，彻底消灭了晋国的小宗势力。

由于士蒍消灭恒庄之族有功，因此升官为大司空。

晋献公九年（公元前668年）夏，士蒍主管加高并加大绛都城垣工程，同时加高宫墙。起初晋献公诛杀公子们时，其中有些公子曾逃亡到虢国。同年秋冬，虢国两次进攻晋国，但都未能取胜。

公元前667年，晋献公准备进攻虢国。士蒍劝晋献公说：“不行。虢公骄傲，不若等他失去民心然后我们再去进攻，即使要抗拒，有谁会跟他呢？礼、乐、慈、爱，是作战所应当事先具备的。百姓谦让和谐，对亲属爱护，对丧事哀痛，这才可以使用。现在虢国不具备这些，多次对外作战，百姓必会气馁。”晋献公听了劝说，最终决定停战。

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扩充军队为二军。晋献公自己统率上军，太子申生统率下军，赵夙驾驭战车，毕万担任护右，出兵灭掉霍、魏、耿三国。晋军凯旋之后，晋献公下令给太子申生在曲沃建造城墙，把耿地赐给赵夙，把魏地赐给毕万，并任命他们担任大夫。士蒍对太子申生说：“太子，您不能再做继承者。先君把都城分给您，封给您卿的地位，预先把您推到群臣的最高地位，哪里能够继位呢？不要留在晋国，不如逃走，这样还能博得谦让的美名。”士蒍忧心忡忡的肺腑之言，可以说是完全替太子申生着想。然而，太子申生没有听从士蒍的劝告，最终遭到晋献公宠妃骊姬的陷害，自缢而死。

士蒍在任期间，建立起一套有利于晋国发展的法度，直到晋悼公即位后，任命右行辛为司空，还让他学习和恢复士蒍的法度。士蒍之法的内容今已不详，根据史载略知的有：政治上，大胆起用异姓人才，实现“国无公族”，彻底解决了公族争夺君位问题，加强了君权的基础，维护了晋国的统治；军事上，将晋国军队从一军扩充为二军，壮大了军事实力。晋国亦因此强势推进对外开疆拓土，先后攻灭骊戎、耿、霍、魏等国，史称“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成语典故“假虞灭虢”“唇亡齿寒”即出于此时。

迄今，“晋大夫士蒍故里”的石匾安然存放于南城村，南城村百姓因出了这样一位爱国忠君、足智多谋的同乡而自豪。南城村也因历史久远、古建完整、文化底蕴深厚而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被誉为是农耕文明村落民居的“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