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三大文化圈的融合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多元一体，在始终保持其统一性的同时，也具有多样性的地域特色。三晋、齐鲁和楚越三大文化圈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基本形成，千百年来在保持鲜明地域特色的同时，不断融合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向心力和凝聚力。

商圣范蠡 （资料图）

包振宇

地隔千里，血脉相牵。三晋文化圈核心区域位于黄河以北。齐鲁文化圈的核心区域是山东半岛。楚越文化圈的核心区域在长江以南的两湖和江浙地区。三个文化圈分处天南地北，远隔千里，即便在今天看来，其地域文化也迥然有别。但血浓于水，三个文化圈的核心都是周王室分封姬姓和功臣的诸侯国，血脉上的联系和宗法上的地位使得三大文化圈从产生之初就存在相互融合的亲和力。

三晋文化圈的晋国出自周成王的弟弟叔虞，叔虞的儿子名燮，改国名为晋，是为晋侯。邑姜据传是齐太公姜子牙的女儿，周武王的妻子，叔虞的母亲。齐鲁文化圈中的鲁国也是姬姓诸侯国，出自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齐国则出自太公吕尚姜子牙，是叔虞的外祖。楚越文化圈中的吴国虽然远在长江以南，但也是姬姓诸侯。根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太伯和他的弟弟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儿子。二人为了避位让贤给自己的弟弟、周文王的父亲季历，远避荆蛮之地，自称句吴，得到当地部落的支持，建立吴国。后武王将太伯、仲雍后人周章封于吴国。又封周章的弟弟虞仲于周北边的虞国。楚国初代国君熊绎是周成王的大臣，芈姓，封于楚蛮。其先祖出自黄帝之孙，帝颛顼高阳，也是源自姬姓。而越国的先祖是大禹的后裔，夏后帝少康的庶子，同是华夏苗裔。

太史公司马迁曾感叹：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血缘相近并没有阻止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间为了各自利益相互攻伐，甚至不乏兄弟阋墙和父子相杀的例子，同是姬姓诸侯的虞国就是被晋国所灭。但共同的血脉确实拉近了在地理上山水阻隔的各个文化圈之间的心理距离，使得文化间的交流和融合成为可能。中华文化自古讲究夷夏之辨，以华夏文化为先进，鄙视四边之蛮夷。《尚书·禹贡》根据距离黄河流域文化和政治中心的距离远近将天下分为“五服”：五百里“甸服”，即王畿；五百里“侯服”，即诸侯领地；五百里“绥服”，指已绥靖地区，即中华文化所及的边境地区；五百里“要服”，即结盟的外族地区；五百里“荒服”，即未开化地区。在地理上，三晋处于“五服”的核心地带，而齐鲁位于“东夷”，楚越更是地居“南蛮”，断发文身，已处于“五服”的边缘。但齐鲁吴楚等诸侯国在血缘和宗法上的联系，让齐鲁文化、楚越文化和三晋文化都具有华夏文化的身份认同，从而具备了彼此交流融合的对等地位。如果说在齐鲁夹谷之会上，孔丘以演奏夷人莱国的音乐不合礼制而斩莱人体现了在文化上“鄙夷”的态度，《左传》中季札观乐的记载则表明“荆蛮句吴”已经有和近服诸侯在文化上平等交流的资格。

位居诸侯，胸怀天下。三大文化圈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形成、发展和融合，还和圈内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齐鲁晋楚越吴等国虽然都是周王朝分封的诸侯国，但都不满足于封建割据、偏安一方，而是胸怀争霸天下的雄心，积极地开展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先后成为霸主。如果以完成诸侯会盟作为称霸的标志，齐桓公、晋文公、晋襄公、楚庄王、晋景公、晋悼公、晋定公、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等来自三大文化圈的诸侯都曾成为一时的霸主。他们的霸业奠定了三大文化圈在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地位和势力范围，争霸战争客观上也促进了不同文化圈之间文化的交融。

三晋文化圈中的晋国在春秋时期称霸时间最长，维持了百年之久的霸业。公元前633年，楚成王伐宋国。次年春，晋文公与齐国、秦国结盟，在城濮之战中打败楚军，在践土会盟中被周襄王册封为侯伯。晋国在文公称霸后又先后经历了襄公续霸、景公复霸，其霸业在悼公时达到顶峰，独霸中原，成为绝对的天下霸主。晋国称霸在文化上影响十分深远。虽然晋国最终被三分，但三晋之名却沿用千古，足见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

齐鲁文化圈中的齐国是周王室股肱大臣太公吕尚封国，周成王时被赋予征伐之权。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首倡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鲁国是周公封国，“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其在诸侯中地位很高，有“鲁之班长”之说。虽然鲁国未曾称霸，但也积极参加诸侯国间的争霸活动。

楚越文化圈中的楚国先后与齐国和晋国争霸。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在邲（今河南郑州）大败晋军，成为霸主，一度问鼎中原。吴国，虽然僻居荆蛮之地，但自诩周室之长，常怀霸中国以全周室的志向。吴王夫差在艾陵之战中击败齐国后，于公元前482年在黄池会盟诸侯，完成霸业。楚越文化圈中的越国，其俗断发文身，但也积极参加诸侯争霸。越王勾践在被吴国击败后，卧薪尝胆，灭吴后乘势北进，与齐晋诸侯在徐州会盟，成为春秋末年最后一位霸主。

在孟子看来，春秋无义战。但诸侯的争霸活动大都以尊勤王室，攘斥外夷为名。注重夷夏观念的民族意识和追求统一的政治传统强化了华夏文化的向心力。而诸侯在争霸过程中频繁的外交、战争和会盟活动，也让地域文化在激烈的碰撞中实现了跨圈的交流和融合。

货殖之利，贸易有无。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不同文化圈之间的跨区域贸易，为地域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在完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条件下，“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地域间的文化交流较难推进。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批判了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指出“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春秋战国各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纷纷推行重商政策，鼓励贸易，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满足本地区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与诸侯在葵丘会盟，五条盟约中有两条关乎跨国贸易：“敬老慈幼，无忘宾旅”，“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提出要保护往来客商和不得限制粮食贸易。在此后的会盟中还提出降低商业税、关税、建设和维护道路以及统一度量衡等的贸易促进政策。

三大文化圈之间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左传》曰：“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说明三晋和楚越两大文化圈之间有着悠久的贸易传统。晋姜鼎和戎生编钟两件青铜器的铭文就记载了晋昭侯六年，即公元前740年晋楚两国间的一次大规模贸易活动。根据有关论释，晋姜鼎铭文“嘉遣我锡卤积千辆”，是说派出晋国所赐予的盐1000大车，戎生编钟铭文“嘉遣卤积”，也是指用盐进行贸易。贸易的地点在“繁汤”，即河南新蔡以北的繁阳。这次贸易的目的是“取厥吉金”，也就是用盐交换铜。晋姜鼎和戎生编钟都是以这次贸易所得的铜铸造的。《管子·轻重戊》记载了齐楚间的一次贸易：齐桓公听取管仲的建议“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买生鹿。楚生鹿当一而八万……楚人即释其耕农而田鹿”。虽然齐人买鹿是贸易战的计谋，但也充分表明楚越文化圈和齐鲁文化圈间密切的贸易关系。越王勾践灭亡吴国后，大功臣范蠡功成身退，改名为朱公，在陶经商。《史记·货殖列传》：“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