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何以称“坡仙”

王思恭

在灿若群星的历史文化名人中，集诗、词、文、书、画五绝于一身的宋代思想家、哲学家、大文豪苏东坡为历代读书人所敬仰。

近读李杜君大作，得知运城诗人毛迎春先生新著《一蓑烟雨》书名摘自苏翁的诗句“一蓑烟雨任平生”，亦称苏翁为“坡仙”——“为文做事当如坡仙，文怀大义，心不藏奸！”，我不禁击节称叹，将苏翁称为坡仙，何其精妙！心底里顿将毛迎春先生视作素未谋面的知音。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与其父苏洵、弟苏辙“一门三苏”同为唐宋八大家，本就风光占尽，“坡仙”二字，顿将苏翁这个历史人物升华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和高度。将苏翁称为坡仙，窃以为，不仅仅因为他相貌伟岸，文风清新，飘逸洒脱，超凡脱俗，更重要的是因为苏翁诸多的与众不同：

他是著作等身、文传千古的旷世奇才。苏翁一生著述颇丰，以《东坡集》《东坡书传》《东坡乐府》《苏轼诗选》等著作传世，其文旷达纵横、挥洒自如、清新流畅、雄浑豪放，想象丰富，善用比喻，是文坛豪放派的代表性人物。《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以及“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等名篇文辞优美，意境高远，成为难出其右的千古绝唱。

他是刚正忠直、忧国忧民的国之栋梁。苏翁沉浮宦海，阅历丰富，远比“八州三尚书”之类的概括复杂。他少有大志，曾立下“奋厉有当世志”的抱负和志向。为官多年，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他始终坚守着刚正不阿、执政为民、清正廉洁、勤政务实的节操和美德，从不趋炎附势。他因上书直陈变法新政之中的弊病而受到变法派的攻击，被迫离京外放。政治形势变化，他奉调回朝，并步入权力中心，却看到守旧派当政后暴露出来的腐败，挺身而出，毫不留情地进行抨击，又遭排挤、诬陷，再次自请离京外放。他不仅与当政权贵的腐败行径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就是对至高无上的皇帝也敢于犯颜直谏。有一年元宵节，宋神宗命开封府大量购买花灯装点市容，苏翁以劳民伤财为由上书谏止；他还上书批评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建议“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尚有容人之量的神宗皇帝竟然采纳了他的建议。

他是心系百姓、为民造福的清官廉吏。苏翁为官多年，多数时间奔走在被贬谪的路上。他一生“换岗交流”十三个州，最长三五载，最短仅五天。所贬之处，多是穷困、偏远之地，但他不改初衷，从不怨天尤人，总是那样的潇洒、从容、豁达、幽默。有一次，他拍着肚皮和家人开玩笑：“你们说，这里边都是些什么？”众人多说“满腹经纶”“一肚才学”，而追随苏翁二十余载、不离不弃的红颜知己王朝云却掩口笑答：“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苏翁大笑：“知我者，朝云也！”更为可贵的是，他时时关心百姓疾苦，以天下苍生为念，尽最大努力，为百姓排忧解难。他两度任职杭州。有一年，杭州大旱歉收，“疫饥并作”，苏翁上奏朝廷，减负上贡米三分之一，并请准朝廷赐给度牒，易米赈灾。而对来势汹汹的瘟疫，苏翁建“安乐坊”，以“圣子散方”药方救活无数百姓。他发现西湖葑草芜蔓，湮塞其半，加之海水倒灌，水质咸苦，治理西湖，遂成为当务之急。他组织人力，挖泥清淤，筑长堤，植柳树，堆小岛，修拱桥，建阁楼，浚湖蓄水，沟通南北，并组织民众在湖中种植菱角，彻底改变了西湖的生态环境，使民众受益千年，留下了“苏公堤”永远的纪念。当地民众感念苏翁恩德，“家家挂其画像，饮食必祝”。贬至海南儋州时，他在这荒蛮之地兴学教化，民风为之大变，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材，同时教民“掘井饮水”，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被誉为当地文化的开拓者、播种者，“东坡书院”和海口苏公祠，成为游人必然瞻仰的名胜。

1085年，苏翁受命担任山东登州知州，他深入调查研究，写出《乞罢登莱榷盐状》上奏获准，为民众争取了不食官盐的优惠；根据当地情况，他作出修筑工事、抵御海寇的部署，仅仅5天，就为百姓办成了两件大事和好事。5天之后，他奉旨改知他州，民众为缅怀他的功绩，于蓬莱阁建造苏公祠以志纪念，留下了“五天登州府，千年苏公祠”的千古佳话。他被贬惠州途经广州，在一家寺庙会友品茗，见有清泉流过，附近却有不少民众饮水困难，便想出了用石槽蓄水、以大竹管连接的好主意，解决当地人吃水困难。苏翁的平民情结，由此可见一斑。

他是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苏翁与同为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以《资治通鉴》名垂千古的涑水先生温公司马光三人，是对彼此文才、人品十分赞赏、敬佩的挚友。王安石曾说：“司马光君子人也！”却因政见不同，不愿为伍，甚至背道而驰。积劳成疾的司马光过早病逝，苏翁奉旨为司马温公撰写碑文，他含悲忍痛，言出肺腑，写出了那篇文字激扬、情感真挚、内涵深刻，感动了无数瞻仰者的墓志铭，即《司马温公神道碑》，看得宋神宗感伤流泪，亲笔题写了碑额“忠清粹德”四个大字。

苏翁外放时，曾写了一首《桧诗》以赠友人。有人却借题发挥，诬陷中伤，炮制了历史上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使其入狱百余日，甚至遇到生命危险。危急时刻，久慕苏翁诗名的皇太后干预了此案，罢相闲居的王安石也上书朝廷，仗义执言：“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才救了苏翁一命，使其被贬任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三年，苏翁从黄州调任汝州，途经江宁，专程前往拜望王安石。听说苏轼来访，王安石立即风尘仆仆地赶到渡口迎接。苏翁着急道：“有劳大人远迎，这不合礼仪！”王安石执着苏翁的手道：“礼岂是为我等设！”二人相视大笑，江边煮酒吟诗，畅谈甚欢。宋代文坛三圣虽政见不同，但他们高洁的人品、过人的才干、突出的成就、深厚而纯洁的友谊，成为传颂后世的文坛佳话，值得后来者学习借鉴。

苏东坡以突出的文学成就和骄人的政绩站在了文坛和道德的至高点，成为后世为文、为官者的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