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如何成为“亚圣”的

在儒家学派中，学问与影响仅次于“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子的，当属孟子，他也被后世追慕者尊奉为“亚圣”。宋代以后，人们把孔子与孟子的思想并举，合称为“孔孟之道”。

孟子一生最崇拜、礼敬的便是孔子，认为孔子是圣人中的集大成者，高山仰止，景行行之，无人可比。孔子逝后，他以《孟子》立世，常以王者师自居，曾放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伟大的母爱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国（今山东邹城一带）人。他三岁时，父亲不幸去世，母亲靠纺线织布，含辛茹苦将他抚养成人。孟子小时候贪玩调皮，不爱学习，母亲非常担忧，恐其难成大器。为了给儿子提供一处好的成长环境，孟母不顾艰难困苦，数迁其家。

当初，孟家的附近有一片坟地。孟子常与玩伴溜到这里，不是堆土垒坟，就是学他人哭祭。孟母管教不下，便把家搬到了集市里。没想到孟子看见集市上商旅川流，生意红火，又玩起了做生意的游戏，像商人一样招徕客人，讨价还价。那时，商人虽然有钱，却无社会地位。孟母担心儿子染上“铜臭”，决定再次搬家。

孟母把新家选择在城东的学堂对面。学堂里师道尊严、书声琅琅，孟子如醉如痴，常倚门而望。看到先生教弟子演习周礼，他也在家里模仿起来。孟母觉得儿子走上了正道，心里十分高兴。

孟子进入学堂后，开始还兴致勃勃，勤学苦读，后来又觉得读书乏味，顽劣如初。一天，他径自离开学堂回到家中，只见母亲把织机上的布剪成了碎片。他问这是何故？母亲正色说：“学习半途而废，就像这碎布一样遭人厌弃！”孟子幡然悔悟，从此励志苦读，终成一代儒学大家。

思想的光华

孟子师从孔子的孙辈子思的弟子学艺，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创立了“仁政”与“王道”学说。他主张统治者应当“省刑罚，薄税敛”，施行“仁政”；反对以民为奴，繁徭重赋动辄以刑，滥施“暴政”。

在孟子心中，“性善”是人的天赋本性，人人都具有“四端”。这就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四端”为仁、义、礼、智“四德”的根脉，一个人如果能修养到家，就一定会培养出浩然正气，成为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

孟子认为，对于统治者而言，只要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则“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仁政”，构成了孟子政治思想和社会理想的宏伟框架，他因此断言，“得其民，斯得天下”。推而广之，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主张做君主的一定要关注民心向背，求得人民的最大支持，否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对于如何稳定民心，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孟子在回答齐宣王资政方略时，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他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意思是说，没有固定的产业而能坚守信念，只有士人才能做到。一般人没有产业，就会不管不顾，胡作非为。因此，他提醒齐宣王一定要使老百姓人人都拥有自己的产业，这样就能在好年景丰衣足食，遇到灾荒歉收，也不至于冻饿而死。接着，他还异想天开，为每户农家设计了拥有五亩、乃至百亩土地后的“农家乐”生活。虽然只是一种空想，但这种以民为邦本、以土地为民本的思想，还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周游的失意

孟子也像孔子一样，醉心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曾四处游历，到过齐、晋、宋、薛、鲁、滕、梁等国，游说他的“仁政”和“王道”思想，希望得到赏识与重用。但却处处受阻，无果而终。

在梁国，孟子去见梁惠王，惠王问：“哎，老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能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呢？”孟子反问：“王为什么一定要谈利呢？只要有仁义就可以了。”

惠王不以为然，又问：“寡人对于国家，可算是尽心了。河内遭灾，我把灾民迁到河东，又把河东的粮食调到河内，尽力赈济，其他国家没有像寡人这样为百姓着想的。但为何邻国的人口没有减少，而寡人的百姓也没有增多呢？”

孟子一语破的，说：“那是因为王好战。战斗中非死即伤，逃跑的人一定很多，跑了五十步的，还耻笑跑了一百步的，却不想自己也是在逃跑。大王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要指望你的百姓能比邻国多了。”

在齐国，齐宣王问孟子：“要有怎样的德行，才可以称王呢？”孟子回答：“实行王道，能使人民安居乐业的人，是没有人能够战胜的。”齐宣王又问：“像寡人这样，能保护、安定民众吗？”

孟子不假思索，肯定地答道：“可以。我听说大王在祭钟时，不忍看到浑身哆嗦的牛被宰杀，就以羊易牛。有了这样的好心肠就可称王了。”接着他又指出：“怜悯之心正是仁的表现，而不是以大换小的问题。但这还不够，还应该由此及彼，广施仁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天下就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掌心了。”

尽管孟子特别属意于齐、梁这样的万乘大国，多次游说进言于齐宣王、梁惠王，却始终未得到重用。只有滕文公对孟子的学说最为佩服，曾有意实行他的主张。但孟子觉得滕仅是一个“绝长补短，将五十里”的小方国，很难有所作为，便自行离去了。

《孟子》的价值

游历无果，出仕无望，孟子也像孔子一样改弦更张，另辟蹊径，孜孜不怠，潜心于收徒讲学、著书立说。他穷尽一切创办私学，欲“得天下英才而育之”。

为了把弟子培养成学以致用的济世人才，他不唯书、不唯上，告诫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鼓励他们多动脑、勤思考，“心之官则思”。他还强调读书时应聚精会神，锲而不舍，并打比方说，如两人同时学棋，一人专心致志，目不斜视；另一人左顾右盼，心不在焉。那么，即使后者有很高的天赋，棋艺也肯定不如前者。

《孟子》一书，记录了孟子关于“仁政”“王道”言论的精华，是孔孟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记·孟荀列传》记载，孟子和“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志，作《孟子》七篇”。

司马迁肯定《孟子》只有七篇，而到了东汉，应劭却在《风俗通·穷通篇》中说：孟子“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仲尼之意，作书中外十一篇”。班固在其《汉书·艺文志》里，也从应劭说，记“《孟子》十一篇”。

东汉赵岐经过一番研究、考证，认为：“又存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枉也。”他因外书系伪造而不予作注，故后来读《孟子》的人，也不去读它。这样，就逐渐亡佚了。对于《孟子》的思想文化价值，赵岐推崇备至。他在《孟子章句》中说：“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也。”他还把《孟子》与《论语》相提并论，认为“《论语》者，五经之[~公式~]辖，六艺之喉衿也。《孟子》之书则而象之。”所谓[~公式~]辖，本意为控制车轮运动的部件，引申为事物的关键；喉衿，是指人的咽喉与古代衣服的交领，比喻事物的纲要。

毋庸讳言，由于受时代条件所限，《孟子》中也有唯心主义的内容。比如他所肯定的“先知先觉、后知后觉”等。还有他所提出的“小人”和“君子”“劳心者”与“劳力者”之别，更是贬损劳动人民，在为贵族统治者涂脂抹粉。所有这些，虽然谬误明显，但小端不害大义，仍瑕不掩瑜。（赵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