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只道是寻常
——追怀安永全先生

□王振川

运城市政协原主席安永全先生，于2020年10月9日下午在家中安详辞世，享年75岁。消息传来，悲悼不已，我心中反复回响的却是古人的一句诗——“当时只道是寻常”。

最初了解安永全，是《我的高考》。这是他的散文代表作，至今还在微信中反复流传，每年高考前都会被大量转发。他少年时代曾经一度失学，后来有了高考机会，功课差距却不小。于是，他“头悬梁、锥刺股”，拼命学了起来，经过两度冲刺，终于成功上了大学。这里的“悬梁刺股”，并不是形容词，而是实事。高考报名时，洪水冲断道路，火车不通，他从霍州沿铁路赶到临汾，步行了十二小时、七十五公里，报完名后，再原路步行回去，这也是实事。《我的高考》能够长久地感动人心、催人泪下、激人奋进，就是因为这些特别而实在的细节。

阅读散文后不久，我又认真观看了一次由《我的高考》改编的电视片，心灵再次被震撼。

安永全的文章写得好，但他同时又是市委领导，普通人见一面并不容易。但看完电视片没多久，我就有了和他交往的机会。

安永全在市政协任主席时，曾经组织了《河东文化丛书》编纂工作，我很荣幸地参与其中，撰写了《吏事千秋》。丛书第一辑由作家周宗奇先生任主编，我是作者，平时主要和周老师联系。但到了每个关节点，安主席都会召集所有人员开会，研究问题。开完会，他会请大家吃顿饭，饭间放松地闲聊一会儿。

比如丛书的版式装帧，就曾经认真讨论了多次。安主席平时到外地出差，都要逛大型书店，看见文化类书籍就大量购买。开会的时候，他把这些书全部摊在桌面上，让大家一本一本地品评，看哪种样式好看，哪种装帧风格接近《河东文化丛书》的要求。

他既有自己的领导权威，也平易近人，既能听得进不同意见，也有自己的独特坚持。如果会上意见说得太多太重了，吃饭时他就会想办法缓和一下。

大家的意见收集起来之后，交给设计师王明自老师。王老师设计出初稿后，安主席就再次召集大家，继续讨论，给王老师提修改意见。反复几次之后，王明自老师终于设计出了大家都认可的样式。

《河东文化丛书》第一辑出版之后，先不说内容如何，光是外包装就赢得了大量好评。后来吕梁市出文化丛书，其外包装就参考了运城的样式。

安主席为《河东文化丛书》付出了多少心血，我个人了解的其实十分有限。周宗奇、王西兰、孟昭民等老师参与次数最多，了解得可能就更深一些。

《河东文化丛书》花费了好几年时间，一共出了四辑二十本。如果算上后来的《芮城文化丛书》，是五辑二十五本。

丛书问世之后，一直备受好评，第一辑还曾荣获山西省“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一位著名作家曾经公开评价该书：“市级做出了省级的水平。”

我手里收藏的少量几部书，都送人了。其中有一部，是我送人几年之后，又觍着脸要了回来。那几年，这套丛书是运城市最珍贵的文化礼品。一晃十几年过去了，直到今年上半年，还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询问在哪里能找到这部书，可见它持久的影响力。

而这套丛书的成功，与安主席的工作作风和文化情怀是分不开的。

出版前，作为总策划的安主席集思广益、反复讨论、收集意见、提高完善，保障了丛书各方面的质量。他又打心底热爱文化、尊重文人，创造了良好的写作氛围，也从另一个角度保障了内容质量。

一部好书是如何做出来的？《河东文化丛书》的工作模式，可以给后人提供有益的借鉴。在这方面，我相信作家周宗奇、王西兰和孟昭民等老师可以讲出很多故事来。

孟昭民是安主席的大学同学，安主席在政协工作时，孟老师担任政协秘书长。两人配合十分默契，孟老师也全程参与了丛书工程。有一回，孟老师很感慨地给我说：“安主席请你们吃过好几次饭了吧！”我听了一愣，但随即就明白了。

领导干部的日程都十分紧张，每天开什么会，讲什么话，见什么人，吃什么饭，都要周密安排，按小时甚至是分钟计算的。当年，安主席能把大把大把的时间放在《河东文化丛书》的工作上，放在与作家们的交往谈心上，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当时只道是寻常”啊！

时过境迁，追思不已。想望风采，邈不可得。悲夫！悲夫！

乃悼以诗曰：

堪忆当年学著书，

高明提调费工夫。

千秋吏绩犹然在，

想望音容泪似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