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习射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是宋神宗熙宁八年，苏轼在密州知州任上所作《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词句，自信满满，豪气冲天。这并非苏太守的酒后狂言。他一生与山林风月为友，诗文书画做伴，却并非文弱书生。他专心学过射箭，并且能射善射，堪称神射手。

嘉祐六年，二十四岁的苏轼在进士及第、制科“百年第一”后，被派往陕西凤翔担任签判。公务之余，他没有沉浸在科场得志的赞誉里，也没有成天泡在故纸堆中，而是走出书房，去学射箭。他写诗告诉弟弟：“迩来又学射，力薄愁官笴”，并特地加了一句小注，“官箭十二把，吾能十一把箭耳”。意思是，近来学射箭，虽然力不足射不远，但是射得准，十二把箭能射中十一把。接到弟弟和诗《闻子瞻习射》后，他意犹未尽，写下《次韵和子由闻予善射》，再次强调自己“善射”而非仅仅“习射”，“穿杨自笑非猿臂，射隼长思逐马军”，自己臂力离弯弓射隼差一点，但百步穿杨没问题，自得中甚至有些自负。

苏轼学射，当与其时北宋面临的形势有关。北宋“守内虚外”，国家日渐“积弱”，西北和北面烽烟四起，朝廷屡战屡败，先是景德元年澶渊之盟以岁币与契丹成和，庆历元年增加给契丹的岁输金帛，三年后再以岁赐银绢等名义与西夏成和，而边境却并未得到完全的安宁。

嘉祐六年，苏轼向朝廷进献《教战守策》《定军制策》，提出“使士大夫尊武尚勇，讲习兵法”“使平民皆习于兵”，减省朝廷禁兵，训练郡县土兵。刚到凤翔，他还想象自己以使臣身份出使西夏谋求政治解决，“近买貂裘堪出塞，忽思乘传问西琛”，然而西夏侵扰不断，治平元年秋，“夏人出兵秦凤、泾原，抄熟户，扰边塞弓箭手，杀掠人畜以万计。”国家遭侮辱，百姓被砍杀，财物被掠夺，使他对“庙谟虽不战，虏意久欺天”更有深切感受。在给弟弟的信中，他义愤填膺，以他人“千金买战马，百宝妆刀环”直抒自己胸臆，希望追随前往，“何时逐汝去，与虏试周旋”。报国情切，由此可见。

运筹帷幄、驰骋疆场是苏轼一直以来的愿望。在“颇好言兵”的父亲苏洵影响下，苏轼年幼时不仅熟读五经诗文，也曾研读兵书，一起读书的弟弟在诗中称他“旧读兵书气已振”“才高应自敌三军”。

苏轼在制科考试前撰写的《孙武论》一文，在总结孙子兵法基础上，提出带兵者要“廉静而信”“使天下乐战而不好战”，才是真正的善于用兵，尤其发人深省。到凤翔后，他格外关注地理，多次到斜峪关这个兵家必争之地察看形势，上书宰相韩琦，指出凤翔京兆两地位置的重要性，提请朝廷关注，“此两郡者，陕西之囊槖。今使有变，则缘边被兵之郡，知战守而已。”

苏轼后来还担任过两三个月的兵部尚书，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与辽接界的定州担任知州时，抓边防，整军纪，修营房，严练兵，上奏朝廷建议大力推行弓箭社，对“带弓而锄，佩剑而樵”的百姓进行有序组织，以防止辽人犯境。

古人主张张弛并举，文武兼修。射箭，作为一项技能，早在周朝，就和礼、乐、御、书、数一起成为士人必须学习的六种技艺。射箭排在礼乐之后，并具体分为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等五种射技，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最早的学校如序、校等，其实也是习射的地方，是通过学习射礼来提高人文修养的地方。“弦木为弧，剡木为矢”“终日射侯，不出正兮”“射则贯兮，四矢反兮”“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易经》《诗经》《论语》中大量关于君子射箭的描述，无不是当时普及射箭的记载。不过，秦代收缴销毁民间武器，汉代独尊儒术，长期以来入学、教学、考试、选拔多以儒家经典为主，宋代察觉弊端，将武学列入国子监必修科目，教育家胡瑗“分斋教学”，将“兵战”纳入教学内容，文武兼修的传统才慢慢得以恢复。苏轼在《次韵和子由闻予善射》一诗中说“共怪书生能破的，也如骁将解论文”，对同僚关于自己善射的赞叹和惊奇发出感慨，指出无论书生还是将军都应当文武兼修。这其实也是对宋朝开国以来重文轻武的善意批评，是他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报国情怀使然。遗憾的是，与其从政才能一样，苏轼的文韬武略并没有得到充分施展。（《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