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贺年帖到贺年片

贺岁拜年，是中国自古以来在春节期间的一项重要礼俗活动。据考，自宋代开始，投送“贺年名帖”的风尚便开始流行。这种“贺年名帖”，是由祝贺人在自己的名帖（类似于如今的名片）上，亲笔书写亲友同僚姓名或字号，并附有一些节日祝福语和贺词，再将此名帖送至亲友同僚家中。明代以后，贺年名帖亦简称贺年帖；过年互赠贺年帖，已成为民间的一种习俗。到晚清时期，又有商家在春节前夕用红色的硬纸制作贺年帖，帖上直接印有各类吉祥祝语，装帧精美。祝贺者只需在贺年帖上，填写亲友同僚和自己的姓名即可，既美观，又便捷。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贺岁依据乃是农历春节，而西洋各国贺年依据的则是阳历元旦。从每年圣诞节（12月25日）开始，至阳历新年之际，西洋各国流行互送贺年片的风尚，与中国农历春节期间流行互送贺年帖，虽同是互祝新年之举，可依据的历法是完全不同的。至于晚清时期，引进或仿照西洋工艺印制的贺年帖，虽样式已非常接近或几乎等同于西式贺年片，可因为仍是用于农历春节期间的贺岁活动，还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贺年片”。

贺年片本是“舶来品”，乃是从西方传入的“新生事物”之一。晚清以来，西洋使节将阳历新年互致贺年片的风尚，带入中国。据《清季外交史料》（卷五十五）所载“总署奏各国使臣来署贺年片”条目（时为光绪十一年，1885年），可知清光绪年间，这一风尚已见诸官方记载。至此之后，将阳历新年元旦视为“洋节”与“西节”者，为迎合都市公众的时尚心理，渐有批量印制与发售贺年片的商家出现。

事实上，“贺年片”作为一个新名词，在清末官方文件中出现之后不久，民间亦有称之为“贺年卡”者，乃是因其为国内不常见的硬卡纸制作的关系。1916年12月，上海《时事新报》刊登有一则题为“介绍卡片”的简讯。从这一则简讯可知，上个世纪初，贺年片作为“西俗”，渐为中国都市人群所关注。且又因西方圣诞节与中国农历“冬至”在时间上相接近，产生了一定的“比附”与“亲切”感，西方各国流行的各类“贺年卡片”（圣诞卡或贺年片），作为与中国本土的贺年帖有所不同又有所联系的“新生事物”，渐有流行趋势了。

谨就笔者所见，可能比这一则简讯还要略早数年，中国国内就已然出现过一种将圣诞节、阳历元旦、农历春节“合为一体”的“贺年卡片”。这一现象说明，在中西方文化交流进程中，“贺年”这一礼俗活动，正在突破各自所据历法的不同，正在交互融合中试图“本地化”了。

事实上，贺年片开始大规模地“洋为中用”，最早可能是从明信片开始的，最初又被称之为“贺年信片”。其实，明信片与贺年片，皆是“舶来品”，仍是从西方传入的“新生事物”之一。据载，奥地利早在1869年即开始发行明信片，成为西方各国中率先使用明信片的国家。明信片是用硬卡纸印制的，正面印有邮资图（或印有线框标志贴邮票位置）和收信人地址、姓名的格式，背面供书写通信内容。明信片于清末传入中国后，清政府于1896年即印制邮政明信片，开始投放使用。无论传统的农历春节，还是后来流行的阳历新年，通过邮寄或投递明信片祝贺新年，很快成为中国都市人群所热衷的一种贺年方式。

谨就笔者所见，早在1917年1月，上海《时事新报》就刊登有文明书局的“贺年信片”广告。这一广告的出现，表明国人贺年活动与寄递信函相结合的商机，正在为商家所重视。只不过，此时的“贺年信片”，还不是“贺年片”与“贺年明信片”的结合体，还只是可用于寄递的、简柬式的、还得装在信封里的“贺年片”之一种而已。

一年之后，1918年1月，上海《时事新报》又刊登了商务印书馆的“贺年明信片”广告。这可能是中国国内将“贺年片”与“明信片”合二为一最早的一个实例。

1920年12月，上海《时事新报》再次刊登商务印书馆的“自制各种新式卡片”广告。这一广告不再强调“贺年片”与“明信片”的功能合体，而是将双页贺年片定义为“贺年卡”，单页贺年片则径直称之为“贺年片”，在商业印售领域率先实施了对“贺年卡片”的功能细分。

上述三则广告案例说明，无论是“贺年信片”还是“贺年明信片”，无论是装在信封里的“贺年卡”，还是可以直接邮寄的“贺年片”，至少在一个世纪之前，即已在国内开始规模印制与集中发售了。可以想见，至此每逢阳历新年之际，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各大城市贺年片的发售与寄递活动，日渐踊跃起来。

　（《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