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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孟孝琚碑题跋》考(上)

来源:发布者:时间:2019-10-11

孟孝琚碑是云南省唯一的一块汉代碑,与“爨宝子碑”“爨龙颜碑”并称云南三大名碑,自光绪年间发现至今就有“滇南瑰宝”“滇中第一石”“古汉碑第一”等美誉。自发现以来,梁启超、罗振玉、袁嘉谷、黄膺、赵藩、方树梅、谢饮涧等诸多学者对此碑进行了考证,云南图书馆于民国年间将诸多题跋编印成册,即《汉孟孝琚碑题跋》。

《汉孟孝琚碑题跋》为线装排印,书高26cm、宽15cm,封皮有赵藩楷书书签“汉孟孝琚碑题跋石禅书检”,牌记为陈荣昌楷书题“孟孝琚碑题跋陈荣昌题”,藏书印一枚为阴刻“任政”,边有阴刻花纹。从传承上讲曾被任政所收藏。任政(1916~1999),曾任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牌记背面为版权页,印有“民国辛亥孟秋云南图书馆印”。首页为影印孟孝琚碑拓片一张。书内页为典型民国排印版式,双框无栏,半页框高19.5cm,宽12.5cm,12行,每行33字,共16页。

该书依次录名人题跋20篇,分别是:赵藩记拓碑原文,谢崇基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一月,赵藩跋于光绪甲辰年(1904)四月,又跋于光绪癸亥年(1923)六月,黄膺跋两篇未署日期,严仁俊跋一篇未署日期,杨守敬跋于光绪丁未年(1907),袁嘉谷跋于光绪戊申年(1908)冬月,吴士鑑、罗振玉、刘颐、方树梅、夏光南分别跋一篇均未署日期,袁丕钧跋于甲寅年(1914)四月一篇,余若瑔跋甲寅年(1914)冬至后三日一篇,严天骏跋于甲寅年(1914)冬一篇,袁天佑跋于甲寅年(1914)冬至一篇,袁丕钧又跋民国二年(1913)二月二日一篇,袁嘉谷跋于癸亥年(1923)一篇。

20篇跋最早书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最晚书于癸亥年(1923),而书牌记记录书印于民国辛亥年(1911),明显矛盾。再有民国辛亥孟秋即1911年的农历七月,而中华民国是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各省代表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一月民国才正式建立,不可能于农历七月就有民国之称,故是书并非印于1911年。

从诸跋中看最晚为袁嘉谷跋于1923年,由此推论书应该是在1923年以后排印。而书牌记是由陈荣昌所题。陈荣昌(1860~1935),字筱圃,号虚斋,又号铁人,回到家乡后,更曰困叟,别号逊农,一号桐村,昆明人,云南近代著名学者、教育家、诗人和书法家。故此书当在1935年以前所印。

既然书是由云南图书馆印制,而云南图书馆创建于1909年,于民国二十年(1931)更名为云南省立昆华图书馆。故书又当在1931年前所印。

由此可推断书应印于1923年到1931年间。1923年到1931年分别为癸亥年、甲子年、乙丑年、丙寅年、丁卯年、戊辰年、己巳年、庚午年、辛未年,故我认为如果是排印出错的话,只有可能把癸亥年错排为辛亥年。

再从跋中看,赵藩分别于1904年和1923年分别题跋两篇,又在拓片后跋释文一篇;袁嘉谷分别于1908年和1923年题跋两篇。

赵藩(1851~1927),男,字樾村,一字介庵,别号蝯仙,晚年号石禅老人,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学者、诗人和书法家。1918年,他受聘为云南省图书馆第三任馆长。 1927年9月26日,赵藩病故于昆明寓所,终年76岁。

袁嘉谷(1872~1937),字树五,号树圃,晚年自号屏山居士,云南石屏人。1919年,袁嘉谷担任云南图书馆副馆长。

袁嘉谷在最后一篇跋中记到:碑出土二十有二年,名满海内,吾滇文化为之增重不止。孟氏先人及蜀姻亲赖之以传。光绪庚戌黄太守膺语我曰:安得出守昭郡,尽读白泥井旁石而幸遇此碑,上截免我两造争乎,相与大噱。谢太史拓赠后端陶斋尚书邮拓多纸。余讬郡人陈君爱棠更拓数十转赠京友,索其题跋存之久矣,念碑质多拓虞隳,拟石印初拓本,由郡中人广厥、傅保、厥石,吾力不暇畀,诸友迁延辗转题跋,幸存近著滇金石萃编,遂以冠首文字之缘,盖有天焉,弗可强也。白泥井孟墓新碑昔讬之李孝廉守莊,守莊曾语我曰:已补立矣。因并志之,癸亥年六月袁嘉谷记。

综上所推断,我认为书应该是1923年(癸亥年)由赵藩和袁嘉谷在供职于云南图书馆时所印。

孟孝琚碑高1.33米、宽0.96米、厚约0.24米。碑文隶书,直式,由左向右,共15行,其中第5行只有3字,第13行无字,第14行16字,第15行10字,其余每行21字,合计残存260字。碑左刻龙、右刻虎、下刻龟蛇,上部分残缺了。

据说孟孝琚碑的发现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故事。清光绪二十七(1901)年五月,在今昭通飞机场旁的刘家海子村马家湾,回族农民马宗祥因修围墙,在村旁的汉代古墓遗址处,挖出了一块缺失碑首的残碑,将其翻滚到旁边,继续挖土,毫不在意。马宗祥的老表马正卫帮忙冲墙,得知残碑信息后,满怀好奇心前往察看。

由于马正卫具有一定文物常识,对碑产生了浓厚兴趣,便将墓碑概况告诉了昭通城里一位叫胡国祯的先生。

胡先生嘱咐马正卫将碑运回家保存好,待其上昆明参加云南省乡试回来再说。就这样,该碑得到了马正卫的妥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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