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新闻工作者——高剑夫

高剑夫（1921—2010），又名高杰，原名高宝泉，万荣县光华乡人（原荣河县人）。自幼勤学，擅长书法、算术，曾入河东道立临晋中学读书，在校期间受到革命思想影响。1938年日寇占领运城后，正在临晋中学读书的高剑夫从荣河庙前渡口渡过黄河到了韩城，随后参加革命，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在国民党傅作义部《奋斗日报》、延安南昌公司、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西安《国风日报》等处开展革命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高剑夫到西北军区政治部工作，1952年代表西北军区筹建《解放军报》，后转业至地方，先后在甘肃省委统战部、甘肃日报社、甘肃省广播电视厅工作，1984年离休。离休后担任了甘肃省记者协会顾问、甘肃省广播电视学会副会长、《甘肃老年大学报》主编。高剑夫一生始终不离新闻宣传战线，始终以“笔杆子”开展革命工作，是一名兢兢业业的红色新闻工作者。

高剑夫同志军装照。（资料图片）

在《奋斗日报》接受革命思想

1938年，傅作义将军的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部转移驻防河曲县，创办了《奋斗日报》。当年冬，高剑夫由傅作义的军政治部调到奋斗日报社工作。他去时，《奋斗日报》只是一张由两张蜡纸刻印的八开两版油印小报，有5名工作人员，景昌之（安邑县人，是辛亥革命元老景梅九的族侄）担任社长，还有高也彭、郭映宸、杜思诚和郭少甫四人。景昌之作为社长，也是责任编辑，所有稿件基本上都由他编辑。高也彭负责收听新闻，郭映宸刻写一版，杜思诚刻写二版，郭少甫是印刷兼事务。高剑夫去后不久，郭映宸就调走了，之后便是杜思诚刻一版、高剑夫刻二版。

1939年春，傅作义脱离“二战区”，率三十五军由晋西北开拔绥西，在后套就任“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奋斗日报》亦跟着驻到后套五原城。1939年冬，《奋斗日报》由油印换成铅印，虽仍为两版，却扩大为大八开。报社除仍用一架收音机收听新闻外，又从副司令长官部电务处调来两名译电员，成立了电务组，专门收译各方面的新闻电讯。不久，杜彦之（杜波，临晋县人，蒲剧编剧）来了报社。之后，高也彭任编辑主任，仍专管收听新闻，高剑夫和杜思诚、张楚青、杜彦之都成了编辑兼记者。因为报纸小，人员少，没有什么严格分工，有采访任务就是记者，没采访任务就是编辑。大家齐心协力，都为办好这张小报而努力工作。

《奋斗日报》在晋西北时，归三十五军政治部领导。到后套后，归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领导，实际上是傅作义直接抓。但反动保守势力也想抓住这块舆论阵地，他们惹不起傅作义，就造谣抹黑《奋斗日报》，说“报社是共产党在绥西的地下据点”“《奋斗日报》有共产党活动”，等等。

虽是反动势力恶意造谣，但实际上《奋斗日报》就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活动场所，只是傅作义不知道而已。当时，傅作义部已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都被迫离开，没有公开的地下党员如王一然、李萍、杨子明、阎又文等，经常来报社聚会。聚会中，高剑夫进一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为之后参加党的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由于蒋介石坚持反共立场，1941年皖南事变后，反动势力更加猖獗，傅作义顶不住压力。但张庆恩和曾厚载的“肃反”领导小组，也不敢逮捕晋南人特别是“荣柜上的人”（傅作义为荣河县人，傅董集团的军政人员按照后套人的叫法，称傅的同乡亲戚“荣柜上的人”）。傅作义遂将景昌之和高剑夫调到了副司令长官部办公厅。然而，在中统从陕坝各机关捕人时，副司令长官部办公厅还是受到了冲击。傅作义给景昌之和高剑夫等人每人500元，由参谋周北峰和郭灵墅设法将景昌之、高剑夫等几人渗到甘肃接新兵的队伍中，冲出了特务包围圈，辗转到了延安。

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工作

1942年春节后，景昌之和高剑夫到了延安。景昌之被分配到边区群众报任副总编辑，协助总编辑胡绩伟（人民日报原总编辑、社长）工作，高剑夫任记者。不久，组织上派高剑夫去延安南昌公司任秘书。南昌公司是延安整风运动结束后，根据贺龙的提议，陈云同意后，经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批准成立的，并由周副主席亲自命名。公司由陕甘宁、晋绥边区军队及地方若干单位抽调人员组建，属公有制综合性企业。南昌公司作为隐蔽战线的重要机构，负责八路军后勤供给，承担着物资运输、情报传递等任务。

延安南昌公司同仁合影，左一为高剑夫。（资料图片）

1944年暮春，周恩来副主席到延安南昌公司视察。因公司的正副经理公出，就由秘书高剑夫出面接待。周恩来身着半旧整洁的中山装，走进南昌公司的窑洞，让高剑夫坐在他的对面回答问话和汇报。高剑夫如实汇报了南昌公司的经营方针和业务开展情况：“公司在延安市内有10个分公司和商品门市部，下面县里有支公司和运输队；延安新市场里还有制作文化用品的工场和照相馆等。边区内外的客商络绎不绝，货物交换比较红火。”周恩来听了高剑夫的工作汇报后，很满意地说：“南昌公司是由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贺（龙）老总和陈云等同志的倡议，报告中央批准成立的。成立还不到一年，能有如此规模和成绩，是很不容易的。”周恩来勉励公司的同志们要好好经营，把公司办得更好。同时，指示南昌公司不但要和边区的兄弟单位搞好关系，还要做好经常进出边区的客商和脚夫的团结工作。就是说，既要做好经济工作，又要善于做好政治、统战工作。

周恩来还询问了公司同志的学习和文化生活情况。高剑夫也作了汇报：“我们总公司只有几十个同志，除了按布置进行的政治学习外，还鼓励同志们抓紧时间学习时事、阅读报纸。每逢新年、春节、‘五一’、‘七一’、‘八一’等节日，自己还编排一些节目演出，也到群众中演出。”周恩来听后表示欣慰，他说：“工作之余，除了正常学习外，应该多搞些文艺活动，大家轻松轻松嘛，还可以寓教于乐，不是一举两得吗？”

依托《国风日报》开展地下工作

高剑夫的工作受到了上级肯定，组织安排他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工作。其间学习情报知识，参加了延安布鲁情报培训班。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不久，国共两党开始和平谈判。中国人民都希望两党谈判能够成功，建立起一个和平、统一、民主、独立的新中国。这时，杜彦之、杨丁东和蒋曙晨等同志在西安筹办了一张《黄河晚报》。他们和在西安的民主人士、民主报刊互相呼应，为争取和平、民主奔走呼号。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却利用各种卑劣手段进行恫吓、捣乱和破坏。1945年冬，高剑夫从陕甘宁边区辗转到西安开展革命工作，正值《黄河晚报》被砸停刊之际。虽然《黄河晚报》停刊了，杜彦之等热血青年并没有因此而悲观泄气，还想方设法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奋斗。恰在这时，《国风日报》要复刊，需要编辑、记者。经张正之介绍，高剑夫和杜彦之等人进入《国风日报》工作。高剑夫是中共地下党员，化名赵静明，依托《国风日报》开展地下工作。

时任国风日报总编辑是赵紫波（黄埔军校四期学员），社长是景梅九（安邑人，辛亥革命元老）。赵紫波告诉高剑夫：“我们要在景梅九这位老同盟会员的掩护下，借《国风日报》这块老牌子，达到宣传和平，争取民主，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目的。”1946年春，《国风日报》正式复刊，大家兢兢业业艰苦奋斗，全力办报，商定报纸内容，务求报道真实可信，语言通俗易懂，版面活泼新颖。为了突破国民党的新闻控制，《国风日报》曾与重庆《新华日报》紧密联系，以其为据；并在夜晚收听延安、张家口等解放区广播，改编为新闻消息。创刊号上登载了高剑夫独出心裁制作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木刻漫画，令读者大为赞赏，尤其是西安工商业界的一众山西人，奔走相告，拍手称快。此事也刺痛了阎锡山的爪牙及其帮凶，因而复刊未久，便发生了《国风日报》运城发行处被砸的事件。

1946年4月下旬，听说蒋介石要来西安，西安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高剑夫、杜彦之、蒋曙晨等每天被特务盯梢，行动受限。保密局的特务曾在高剑夫宿舍下套抓捕，幸得一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提醒，高剑夫才没有回宿舍，逃过一劫。5月1日，李敷仁被特务绑架打伤几致死亡后，高剑夫和蒋曙晨被迫一起离开西安，辗转回到了陕甘宁边区。

（此文根据高剑夫之孙高鹏口述整理）

薛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