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阴铜器：河汾沃土中的千年文明回响

翻开《运城简史》，“汾阴铜器”这一章节将笔者的目光引至晋南大地万荣县荣河镇庙前村的后土祠。其原址所在之处，古称“汾阴脽”，“脽”字本义为隆起的土丘。《水经注·汾水》中明确记载此处“汾水南有长阜，背汾带河，阜长四五里，广二里余，高十丈，汾水历其阴，西入河”，《汉书》更直呼其为“汾阴脽”。从汉代宝鼎出世惊动帝王，到清代青铜重器接连现世，再到现代考古中吴国鸟书戈的惊艳亮相，汾阴一带的黄土之下，埋藏的不仅是一件件青铜瑰宝，更是华夏文明交融共生的鲜活密码。循着文字的脉络，触摸这些跨越千年的铜器，仿佛能听见沉睡的河东大地五千年来历史的回响，可以读懂这片土地所承载的厚重与传奇。

汾阴铜器的故事，最早与皇权和祭祀紧密相连，核心线索便是“宝鼎”。西汉元鼎元年，汾阴男子公孙祥“望气见宝”，向汉武帝禀报汾水之上有宝物显现，最终一尊宝鼎出土，武帝大喜之下改元“元鼎”，还将宝鼎迎至甘泉宫供奉。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六月，后土祠旁再次出土宝鼎，这件事被《汉书·郊祀志》详细记载，鼎“大异于众鼎，文镂无款识”。当时有人怀疑此鼎是好事者伪造，汉武帝遂派人验治核实，结果确证非诈。于是武帝以礼相迎，途中遇黄云盖顶、射获瑞兽，公卿大臣皆称此为“天祚有德”的吉兆。到了唐代开元十一年，唐玄宗祭祀后土时因此地再获宝鼎，索性将汾阴县改名为“宝鼎县”，让这片土地因宝鼎而名留青史。在古代中国，青铜鼎彝从来都不是普通器物，而是沟通天地的礼器、王权天授的象征。对于汉武帝、唐玄宗这样的帝王而言，汾阴出土的宝鼎，是天命所归的吉兆，是王朝兴盛的见证。这也让汾阴脽这片土地，因青铜与皇权的联结，被镌刻在历史篇章中。千百年后再看这些记载，“望气寻宝”的说法虽带玄幻色彩，但恰恰反映了古人对青铜礼器的敬畏，以及汾阴脽在古代祭祀与政治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后土祠的香火延续至今，那些曾被帝王珍视的宝鼎，早已化作文化符号，扎根在河汾大地的记忆里。

清代是汾阴铜器发现的黄金时期，同治年间的两次重大发现，让这片土地的青铜文明从文献记载走向实物考证。其中一件春秋时期的齐国重器尤为瞩目，被史学家潘祖荫收藏于攀古楼，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高67厘米、重65千克，器主为齐国宗室。潘祖荫在《攀古楼彝器款识》中明确标注其“同治庚午四月山西省荣河县后土祠旁何安几出”，确证了出土地点的准确性。令人费解的是，齐国宗室之器为何会出现在晋国腹地汾阴？无独有偶，同期出土的吕钟（又称郘钟）留下了关键线索。这批编钟最早于咸丰年间河岸出土，经考证共十二件，如今分藏于上海博物馆十件、台北故宫博物院一件、大英博物馆一件，最大的高43厘米、重9千克，最小的仅24厘米、重2.59千克，吴镇烽在《商周青铜器铭文及图像集成》中按大小编为112号，完整记录了它们的流传脉络。王国维在《郘钟跋》中通过铭文考证，指出“郘”即“吕”，指代晋国魏氏，而汾阴在春秋时期正是魏氏采地——《读史方舆纪要》与《汉书·地理志》均记载，汾阴故城在今万荣县西南荣河镇庙前村，战国时为魏汾阴邑，这就完美解释了魏氏之器为何埋藏于此。这些青铜编钟不仅是古代音乐艺术的杰作，其铭文更是补史证史的关键，让我们得以清晰勾勒出春秋时期晋国魏氏的势力范围与宗族传承。

齐国重器与晋国礼器共存的现象，打破了对古代地域文化隔绝的认知。这件齐国重器之所以出现在晋地，推测可能与春秋时期诸侯国间的政治联姻、战争馈赠或商贸往来有密切关系，证明两千多年前的华夏大地，各诸侯国并非孤立隔绝，而是有着频繁交流互动。十二件吕钟跨越海峡与国界，散落在世界各地博物馆中，像一群漂泊的“文化使者”，向世人诉说着春秋时期的文明交融。

现代考古工作的开展，为汾阴铜器的研究增添了新维度。1958年，黄河船工在河岸断崖发现20余件青铜器，经考古发掘证实为战国墓葬遗存，包括铜鼎9件、铜钟9件、铜鬲2件、铜锥1件等，虽器壁极薄、多被坍塌棺顶砸毁，仅6件铜钟保存完整，且无铭文，但器物形制仍展现了战国时期青铜器铸造的工艺水平。1961年，万荣县荣河镇庙前村贾家崖的黄河断崖上发现数十件青铜器，能辨认器型的有50余件，包括鼎、鬲、釜、彝、甬钟等，其中两件“王子于之用戈”堪称惊世之作，错金鸟书铭文华美绝伦。张颔先生专门研究后指出，这两件戈一模一样，“王子于”即为吴王僚未即位时的称谓，而鸟书（又称鸟虫书、鱼书、鸟篆）是春秋战国时期南方吴越、蔡楚等国特有的文字形式，以笔画盘曲如鸟虫为特征，在东周时期的山西地区极为罕见。史书记载，晋国为对抗楚国曾扶持吴国作为南方盟友，这两件铸造于公元前585年至公元前526年的鸟书戈，正是这段时期政治联盟的实物见证。它们出现在汾阴——东周魏国汾阴故城址旁，不仅证明晋吴两国交流顺畅频繁，更让我们意识到，汾阴作为河汾交汇处的交通要冲，在古代南北文化交流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南方的鸟书艺术、铸造工艺随政治交往传入晋地，与北方青铜文化交融碰撞，最终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永恒的印记。

合上《运城简史》书卷，汾阴铜器的故事仍在笔者脑海中回荡。这些青铜器物，有的是帝王祭祀的礼器，有的是诸侯宗族的重器，有的是驰骋沙场的兵器，有的是宴乐雅集的乐器。它们的材质是冰冷的青铜，但承载的却是滚烫的历史：是帝王对天命的敬畏，是诸侯之间的纵横捭阖，是工匠们的巧夺天工，是不同地域文化的交融共生。万荣县荣河镇庙前村后土祠旁的这片土地，因汾河与黄河滋养孕育了灿烂的华夏文明，而汾阴铜器则像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通往春秋、战国、秦汉乃至唐代的时空之门。

在当下，这些铜器有的被珍藏在博物馆展柜中供世人瞻仰，有的因历史原因散落各处，还有的长眠地下等待考古工作者发掘。它们不再是帝王专属珍宝，而是全体中华儿女的文化遗产。当我们站在博物馆里，凝视齐国重器的纹饰、吕钟的铭文、吴国鸟书戈的错金工艺时，看到的不仅是古代工匠的智慧，更是华夏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脉络。

“汾阴铜器”的历史，让我们重新审视运城这片沃土。中条巍巍，凤凰谷翠，盐湖之畔，这里不仅是忠义关公的故里，更是华夏五千年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嫘祖养蚕开启华夏衣饰文明，射艺文化孕育尚武崇文之风；三王（王通、王勃、王绩）翰墨留香，薛瑄理学传世，闻喜裴氏更是冠绝古今，72位宰相铸就“中华宰相村”的传奇。河汾交汇的地理禀赋，让这里成为古代文明交流的十字路口；汾阴铜器的历史回响穿越千年，共同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运城锚定“一城两区三门户”的发展蓝图，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乘着文商旅融合发展的时代浪潮，把关公文化、盐湖文化、根祖文化等宝贵的文化遗产转化为发展优势。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运城主动肩负起新时代文化传承发展的使命，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以商兴城，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现代产业发展同频共振。这片承载着文明记忆的热土，正让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底蕴化作推动区域发展的强劲动能，让历史的回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久久流传，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贡献运城力量。

■李志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