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大雪夺“梅花”

□王大高

我们运城与“梅花奖”“文华奖”有着不解之缘。

1987年，原运城地区蒲剧团进京演出，蒲剧名伶武俊英一举摘得第五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誉播全国。时隔数年，剧团又一次发起冲刺。1993年9月，新编历史剧《关公与貂蝉》拿回全国地方戏曲交流演出8项大奖。之后，人不卸甲、马不停蹄，又于当年11月下旬、1994年2月下旬两次进京，王艺华、景雪变分别摘取了“梅花奖”“文华奖”桂冠。一个小小的地市级剧团，5个月内3次问鼎全国性大奖，3个月里两度进京，获得一系列殊荣，这在蒲剧史上实属空前。

当不少人大呼戏曲行业陷入危机时，原运城地区蒲剧团却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本地戏曲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得力于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与“梅花奖”“文华奖”的评选密不可分。剧团两次进京，正是冲着这两大奖项而来。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由衷地感谢相关部门设立奖项的明智之举——它们为促进出人出戏、振兴戏剧事业提供了一个重要舞台，可谓利在当今、功在千秋。

“梅花奖”“文华奖”在地方上影响深远。它不仅是演员个人梦寐以求的荣誉，更是剧团、剧种乃至整个地区的无上荣光。在运城，上自文化学者，下至普通百姓，闲聊时总爱细数本地的“梅花”佳话。别的地方情况不知，对我们运城来说，“梅花奖”可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自武俊英1987年获奖后，从城镇到山乡出现了“处处说梅花，人人夸俊英”的盛况。据说，中条山上有一对老夫妻，为争论“梅花奖”相关话题各不相让。老汉悄悄下山学了一段武俊英的唱腔，回家后在老伴面前唱，却被老伴一语点破“四句错了三句”。原来老婆婆早托人买了袖珍录音机，暗地里也在学唱。

“梅花奖”“文华奖”的评选，恰恰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它至少可以强化三大效应：一是竞争效应，激励艺术人才拼搏奋进、深挖潜力、提升素养、再创佳绩；二是名牌效应，助力剧团推出名家名剧，打造行业标杆；三是广告效应，大幅提升演员、剧目、剧团、剧种乃至地区的知名度。一登龙门，身价百倍，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会随之而来。在这方面，我们深受其益，有着切身的体会。

“梅花香自苦寒来”，我们也“甘冒苦寒摘梅花”。运城地处山西南端，素为农业区，改革开放前是山西的天府之国，却因矿产资源匮乏、工业基础薄弱，一度财政吃紧。剧团接连征战全国赛事、两度进京夺奖，所需经费绝非一笔小数目。但幸而，这里有着深厚的戏曲文化积淀，有400余万酷爱戏曲的河东父老，有顺应民心、支持戏曲事业的地方领导，特别是有一群不甘沉沦、爱戏如命、敢向“危机”挑战的“痴情人”，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我们。地方财政竭力挤出资金，剧团上下多方奔走筹措，企业乡贤慷慨解囊相助，经费难题方才得以化解。但好事多磨，1993年11月，剧团进京冲击“梅花奖”，15日先遣人员上路，16日便天降大雪。17日，因路滑引发车祸，骨干演员吉有芳5个脚趾撕裂、5根肋骨错位，张大发颈椎损伤，除大脑清醒外，全身失去知觉。剧团一面紧急调整剧目、安置伤员，一面安排大部队进京事宜。19日下午，演出团全员启程，20日到京，眼看21日晚首场演出在即，却传来拉戏箱卡车因大雪封山、从榆次折返运城的消息。剧团只得紧急安排戏箱搭乘374次列车，不料卡车深夜在离运城10公里处抛锚。时任团长杨福林、时任原运城地区文化局副局长傅仁杰、人事科科长赵参军、时任原运城地区文工团团长吴青普及司机、押车人员等，顶着刺骨风雪奋力抢修一天一夜，甚至将大衣棉袄都垫了路、烤了车，直到20日凌晨1点多才将戏箱装上36次列车，首场演出也因此被迫推迟。为了保障“夺梅”的顺利演出，从主管部门领导到剧团每一位演职人员，简直是在“玩儿命”地拼搏。那种精神令闻者动容、见者落泪。基层剧团进京夺梅，个中滋味，若非亲历，实难想象得出来。

既然困难重重，究竟是什么推动我们花费这么大的力量，经受这么多的坎坷，3个月中两度进京呢？主要有三大“驱动”。一是责任驱动。运城地处黄河金三角地带，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素有“戏曲之乡”的美誉。传承民族戏曲、振奋民族精神、带动地方发展，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让本土戏曲人才脱颖而出，更是责无旁贷。20世纪50年代，运城曾出了五大演员，“五星高照”，名扬全国。现在，我们应该推出更多的“星”。二是民心驱动。运城老百姓热爱戏曲的程度，外地人很难知道。1988年全国现代戏年会在此举办，接连7天，小小运城3个剧场同时上演，场场爆满，求票者络绎不绝，令外地来客惊叹：“运城戏曲真红火！”在乡村，村干部如果一年半载不给村里请戏，就跟没有修桥铺路办大事一样，难免遭到群众诟病；各县财政再紧张，也没人敢下令解散县剧团，生怕成为历史的罪人。尽管当时财政吃紧，但只要进京夺“梅花”、争“文华”，领导就会支持，群众就会拥护，各界都愿效力。正因夺“梅花”争“文华”深得民心，才凝聚起上下一心的磅礴力量。三是发展驱动。斩获大奖，促进发展。过去下乡演出，日场800元，晚场1000元，现在日场1000元，晚场2000元，请团的人纷纷上门，危机不再。更为重要的是，进京夺梅本身可产生一种巨大的驱动力、凝聚力、战斗力。一人夺奖，全团努力；一人获奖，全团受益；一人受奖励，全团受鼓励，全民受激励，由此焕发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产生的效益不可估量。同时，获奖的演员、剧目与剧团，也极大提升了运城的知名度，为地方对外交流与经济发展搭建了桥梁。我们随团进京，切身感受到这一点。剧团两次进京时，地方党政领导、各界企业家纷纷随行，以戏为媒、以戏会友、以戏架桥，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交流活动，让大家真切看到了戏曲艺术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自然而然，大家转过头来，会更加支持戏剧事业。

对于戏曲发展来说，运城堪称一块风水宝地。在艺术上、剧目上，这里是一个丰富的宝库。在人才上，这里是一块沃土。不仅本地有一支编导音美演行当齐全、实力雄厚的专业队伍，而且临近省地的许多骨干人才也是来自运城。地区蒲剧团“人才济济”，1987年进京演出，曾被专家们誉为“牡丹群”。13个县（市、区）13个专业剧团，都有各自的“尖子”。现在已具备“梅花”“文华”条件的仍大有人在，我们要作好规划，逐年推荐。我们还要培育更多的后来人。

“梅花文华年年开，引得蜂蝶纷纷来。”一年一届的“梅花奖”“文华奖”评选，持续推动着戏曲人才不断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