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罪与罚的尺度中彰显司法智慧

  在夏县某村庄的“红包”案中，一个触目惊心的链条浮出水面：村民通过微信群发小额红包，为境外诈骗分子引流，最终导致多名受害者被诈骗巨额财产。尽管涉案人员辩称“不知是诈骗”，但法律的天平并未因此倾斜——郑某、秦某等人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被追责，其中刑期最高达二年六个月。这一判决，撕开了跨境电诈犯罪中“工具人”的遮羞布，也揭示了电信网络诈骗链条中一个关键却常被忽视的环节：引流者虽非主犯，却是受害者坠入深渊的“第一块垫脚石”。

在给这些犯罪嫌疑人定罪的过程中，夏县人民检察院对16人批准逮捕、16人不批准逮捕，对10人变更强制措施，对2人作不起诉处理，目前12人获刑——这一“宽严相济”的司法实践，不仅是对个案的精准回应，更揭示了刑事政策在新时代的深刻内涵：法律的红线不容触碰，但惩戒的力度需与罪责相匹配，治理的温度需与民心相契合。

一、宽严相济的本质：罪责刑相适应的司法理性

宽严相济并非简单的“抓大放小”，而是以“区别对待”为核心，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正如最高检强调的，其本质是“根据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人主观恶性及案件社会影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在夏县案中：

“严”的尺度：郑某、秦某等人发展下线参与引流，造成受害者巨额财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且之前因涉个案被外地法院判处缓刑，还在缓刑考验期。主观恶性与社会危害性均属严重，故数罪并罚从严惩处。

“宽”的边界：对情节轻微者（如借微信号给别人用未直接参与发红包、违法所得较少、认罪悔罪态度好、未造成严重后果）作不起诉或缓刑处理，既避免“一刀切”的机械司法，又体现“教育挽救”导向。例如，对仅发送少量红包、未造成实际受害后果的参与者，检察机关通过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认为其再犯风险低，故变更强制措施。

这种“区别处理”背后，是司法对“罪”与“责”的精准权衡：既不让“小恶”侵蚀法治根基，也不因“从重”标签扩大打击面，真正实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二、区别处理的实践逻辑：兼顾法理与人情

在电信诈骗等涉众型犯罪中，宽严相济的难点在于如何界定“工具人”的责任边界。夏县案的启示在于：

1.主从犯认定需穿透行为表象。郑某等人虽未直接实施诈骗，但其通过“裂变式”发展下线、规模化发送红包，客观上成为诈骗链条的“引流阀门”。检察机关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7条之一，认定其行为属于“设立群组为犯罪提供帮助”“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突破“技术中立”辩解，体现了“严”的必要性。

2.量刑差异需回应社会危害梯度。 对组织者、骨干分子从严，对被动参与者从宽，既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避免“误伤”普通群众。例如，夏县对“仅转发二维码”的村民作不起诉处理，因其行为与诈骗结果无直接因果关系，且经济状况困难，体现了“宽”的温度。

三、司法温度的延伸：从个案处理到社会治理

宽严相济的终极目标不仅是定分止争，更是推动源头治理。夏县案的检察建议直指乡村法治短板。

“宽”中藏“严”：以不起诉促反思。对2名作出不起诉处理的人，检察机关并非“一放了之”，而是通过释法说理、督促参与反诈宣传，推动其成为普法志愿者，实现“惩戒一人、教育一片”。

“严”中含“宽”：以缓刑考验助回归。对8名适用缓刑者，检察机关联合社区矫正机构制定个性化帮教方案，帮助其重拾职业技能，避免因“标签化”再次滑向犯罪。

这种“宽中有严、严中有宽”的治理思维，与最高检提出的“高质效办案”理念高度契合——既通过个案公正树立法治权威，又以社会治理减少犯罪诱因。

在罪与罚的天平上，刻度是民心。夏县案的启示在于：司法的温度不在于“不罚”，而在于“为何罚、如何罚”。当“红包陷阱”背后的贪婪被法律刺破，当“不知情”的辩解在证据链前瓦解，人们看到的不仅是正义的实现，更是一个社会对“罪”与“罚”的深刻认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宽严有度，方显公正。

（张君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