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与荆州失守的历史逻辑

□关新刚

义薄云天 记者 茹雅 摄

关公大意失荆州，这应是千百年来让关公蒙受其冤、长期背负着的一个沉重包袱。虽然这只是少数人违背客观历史的只言片语，但它对关公形象的影响颇深。我们应当尊重历史，正本清源，客观公正地让历史为关公正名。

据查，陈寿编著的纪传体史书《三国志》和裴松之为其作注时所引的200多种魏晋杂史杂著，以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史料中，都没有把荆州失守的责任归咎于关公“大意”的记载。罗贯中编撰的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第七十六回、第七十七回两篇，主要记载襄樊之战、荆州失守、麦城惨败、关公临沮遇害的文字中，不仅没有“关公大意失荆州”的言辞表述，并且还阐述了荆州丢失的诸多背景和原因。

“关公大意失荆州”一词，陈寿没说过，罗贯中也没说过，可能是一些人看了《三国演义》后“发挥”出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襄樊之战中，关公从大胜到惨败，直至痛失荆州、败走麦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绝非关公“大意”而为。关公不曾“大意”，不敢“大意”，也根本没有“大意”，他尽到了应尽的责任，也做到了应该做的一切。那么，荆州失守的问题和原因在哪里？责任又在谁？我们一同穿越历史，走进东汉，分析研判。

军师诸葛亮制定的《隆中对》战略出现失误，甚而失策，应是痛失荆州的第一个原因

荆州失守，毛泽东主席早就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真正原因：“这件事，其实一开始就是诸葛亮的错！”毛主席在《古文辞类纂》的批注中曾写道：“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这句话，从军事战略的角度上，极为精准地指出了诸葛亮《隆中对》战略存在的重大错误。

卧龙诸葛亮和凤雏庞统，同是蜀汉军中优秀谋士和军师，并且这两个人都是由学识广博、精通奇门和经学的著名隐士、水镜先生司马徽向刘备举荐的。司马徽曾讲道：“卧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

诸葛亮的《隆中对》提出，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交通便捷，位置优越，拿下这块地方，就可以构筑犄牛鼎足之势，继而联合东吴攻打曹魏，图取中原。诸葛亮这一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实际的，刘备占领荆州后，也确实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最终建立了蜀汉政权。

遗憾的是，当时庞统却有不同看法。《三国志·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中记载，统说备曰：“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庞统劝告刘备，荆州虽然在刘表的治理下繁荣富庶，但却在其后的赤壁大战中，已成为一块民生凋敝的荒废之地，不利于当作根据地，并且荆州还是一块让曹操、孙权都相当眼红的地盘。要想长期拥有荆州，不仅要防御江北的劲敌，更要提防江东的强盗。应该全力入蜀，尽快攻下西川（也称益州，现为成都），以西川为根据地才是万全之策。

事实证明，庞统的认知和分析，高屋建瓴，恰如其分。而诸葛亮神机妙算，料事如神，但他还是没有“料”到赤壁之战时的盟友孙权，却暗中勾连曹操攻打刘备，从而导致荆州被丢。刘备为报仇倾兵伐吴，却被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隆中对》战略以失败而告终。

留守于公安的守将傅士仁、荆州部将糜芳不予抵抗，甚而投降叛变，应是痛失荆州的第二个原因

《三国志·关羽传》记载：“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将军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自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正当关公率军在襄樊激战曹军时，背信弃义的吴军却白衣渡江，偷袭荆州，南郡太守糜芳把守江陵（旧时荆州即指南郡治所江陵城）、将军傅士仁率部屯守公安，二人不但不去抵抗，甚而打开城门相迎，不战而降。

这两位部将投降叛变缘由，史料记述，襄樊之战开始后，二人给前方征集调运军资不及时，关公言明“还当治之”。他俩害怕关公“军法论处”，便在吴军偷袭时，临阵倒戈叛变。

蜀汉部将的叛变行为，千古唾弃。四川绵竹城南关帝庙前，曾置有3尊名曰“蜀汉三叛”的明代石刻人物雕像。这3名跪地谢罪的人像，就是当年荆州失守时背叛关公、投靠东吴的蜀汉军守将糜芳、傅士仁和郝普。

占据东三郡上庸的友军刘封、孟达，面对关公求援不予相助，甚而见死不救，应是痛失荆州的第三个原因

《三国演义》记述，襄樊之战中，荆州危机，赵累向关公谏言：“今事急矣，可一面差人往益州求救，一面从旱路去取荆州。”关公采纳其言，派遣马良、伊籍和赍文三人星夜赶往益州求援。《三国演义》还记述，麦城围困，关公派廖化突围至东三郡上庸，向友军刘封、孟达求援，结果无功而返，归途中被孙吴军擒获。

正史《三国志·刘封传》这样记载：“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刘封、孟达，令发兵自助。刘封、孟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关羽命。”由此可知，艺术作品为了渲染主题，将关公向刘封、孟达求救时间，推后到了困守麦城期间。

至于刘封、孟达拒不出兵原因，《三国演义》记述，当时孟达不满刘备对自己的封赏，借以关公极力反对刘备接收刘封为义子缘由，挑拨刘封和关公的关系，使得刘封嫉恨关公，因而在长达半年时间的襄樊之战中，直至荆州危机、麦城失陷、关公遇害身亡，刘封、孟达始终没有出动一兵一卒。

我们讲，关公不是败在了正面战场上，而是接二连三地遇到了一系列“无奈”和一帮“小人”。一个胸怀大义的人，对不义之人，永远是估量不足的。

最高统帅刘备对当时的战局研判和用人问题，缺乏认真的分析和考量，应是痛失荆州的第四个原因

首先，不仅诸葛亮没有想到，就连刘备也没有想到，曾经的蜀汉盟友东吴，竟然和曹魏暗中勾结，共同谋划着一场联盟伐蜀的战役。

而此时刘备只是想到在西川进位“汉中王”，把手下10多个元帅上将都调往成都，只留下一个年近60岁、拜其为“前将军、假节钺”的老元帅镇守荆州。所以讲，不管刘备派谁去镇守荆州，都难免会出现一场争夺厮杀。也就是说，孙刘两家围绕荆州的明争暗斗，早在关公镇守荆州前就已产生了，绝非关公镇守荆州后对于孙权态度上高傲不高傲、维护吴蜀联盟“统一战线”称职不称职、守护荆州大意不大意的问题了。

更何况当时关公虽然有“假节钺”的权力，按职权可以不经上报斩杀自己军中触犯军令的将士；可以代替君主出征；但绝对不可以未经君主允许私自带兵出战，这在古代等同于谋反。这也是政治红线，关公绝对不会触碰的，因而蜀汉襄樊之战，关公一定是奉刘备之命的。

想不到的是，当时刘备远在西川，救兵一时难以到达，但友军刘封、孟达袖手旁观，刘备也未令其出兵。关公孤军作战，纵有三头六臂，也是必败无疑的。因而讲，蜀汉襄樊之战，准备是不足的，决策是失误的，失败是必然的，刘备的责任也是不可推卸的。

其次，屯守公安的傅士仁，是刘备的幽州老乡，为早年追随刘备的老将。南郡太守糜芳，是刘备的二舅哥，姻亲关系，也是刘备军团初创骨干。驻扎于东三郡上庸的守将刘封，是刘备的义子，跟随刘备也10多年了。孟达是当年刘备进攻益州暗中内应人员，可为刘备亲近大臣。然而，刘备身边的这些部将大臣们，由于内部存在的个人恩怨、权利争斗和利益冲突，使得蜀汉军中一盘散沙，各自为战，甚至冒犯“军令”投降叛变。作为蜀汉军最高统帅刘备来讲，选人不当，用人失察，甚至任人唯亲，其后果是极其沉痛的。

荆州城蜀军士卒妻小被吴军挟持，关公迫于无奈，解散兵团，放弃攻取，应是痛失荆州的第五个原因

《三国志·关羽传》记载：“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三国志·吴主传》也记载：“蒙到南郡，南郡太守糜芳以城降。蒙据江陵，抚其老弱，释于禁之囚。”

荆州城被吴军占据后，关公闻讯带兵返回，孙权先遣朱然、潘璋等阻断关公必经之路，并以绑架荆州城内包括关公妻儿老小在内的蜀兵家眷和亲人进行威胁，关公也不想让自己亲手建起的荆州城毁于战火，更不想让跟随自己拼杀多年的将士们心里不安，万般无奈中就地解散众兵，仅带领关平、赵累等10余骑突围时，被潘璋司马马忠擒获斩杀，孙权借机占取荆州。

然而，荆州失守也并非必然。如果刘备将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与庞统的见解一并采纳，相互统筹；如果关公没有遇到东吴的偷袭和糜芳、傅士仁的背叛，以及刘封、孟达的不予相救；如果关公不是孤军南下退到麦城，而是撤军上庸会合刘封、孟达，等待刘备援兵或指令刘封、孟达相救；如果吴军没有以绑架人质来威胁，并以“抚其老弱”的手段来涣散军心，关公绝不会临战前解散众兵，或许荆州还会夺回来。

况且临战前撤兵换将，乃兵家大忌。作为叱咤风云的疆场老将来说，不到被逼无奈的时候，是绝不会这样做的。“此城吾筑，不可攻也”，便是关公“善待卒伍，有国士之风”的行为表现！

想荆州、爱荆州、借荆州、还荆州、夺荆州、守荆州、建荆州，是关公与蜀汉军的最大努力和付出。危急时刻，关公把个人的生命置之度外，而把百姓的安危和荆州的守护挂在心上，这就是一种情怀，一种“大义”！或许这也是关公一生秉承“忠义”的付出或代价，以及《三国演义》评论家毛宗岗评价“义绝关公”的动因或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