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老头写“村史”

王志英

再回到故乡小张坞村时，我已是83岁的老头了。本想回乡图“清净”的，却被王璋喜和王志让缠住了，要我和他们“联合起来写村史”。

我一听，头都大了，说：“写村史可不是闹着玩的，需要掌握大量资料，需要做许多调查研究工作。三伏天气，静坐都汗流浃背，谁还肯去调查走访？”

“我们去！”王璋喜和王志让坚定地说。

“那怎么行？老王你已经88岁了，走路拄着拐杖；志让也80岁了，体力也不支；我也是一个拄着拐杖的人，走不了几步就气喘吁吁，是承担不起调查任务的。”

“我腿脚还方便，跑腿有我呢！”王志让勇挑重担。

一

“小张坞村是怎样形成的”成为我们三个老头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为此，我们调查走访了七八十个老人，但都没有找到一个可靠的答案。一次，王志让去村卫生室打针，碰见村委会看门的马世德，闲话中得知他参加过“村史”调查，十分惊喜。马世德说：“那时，支书把任务交给了我和武佛明、马碾锁。我们也到县档案馆和市方志办跑过几次，还写了一篇《话说小张坞村》，底稿放在南头武佛明家。”

王志让立即找到武佛明，武佛明便将《话说小张坞村》的底稿交给他。底稿虽说只有1400字，却讲清了小张坞村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

之后，南头介晓蝶又对王志让讲：“2015年，我哥介安治还在村里搞过一次‘村史’调查，也写过一篇文章，还升起一架无人机拍了不少照片。”王志让如获至宝，立即让他的孩子开上小车到运城去找介安治，介安治把他写的2400字的《运城——小张坞村发展史》连同拍的视频和照片一并传给了王志让。王志让拿回来后，我们三个根据这两篇短文，写下了“小张坞村的形成”这一部分。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和成立初期的中共组织在小张坞村的发展和壮大是比较难以调查的，因为当事人与知情人大都去世。怎么办呢？王璋喜便从他的熟人中展开调查。他首先接触的是杨家后头杨现民和马张保。

杨现民告诉他：“咱村离县城远，革命发展比较慢，发展到抗日战争时期，南头的马乱心和庄巷的王久胜参加革命最早，参加的是解县牺盟会，他们在村里积极参加和组织抗日救亡运动。角巷的邱子龙是村里的一面旗，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最后被害死在南庙村。解放战争时期，人心向党，积极参加革命者越来越多。小张坞村党支部就是在那个时候建立的。据我所知，党支部书记是南头的马陆法。但党员有哪些，我不知道。”

王璋喜又写信给曾在临汾县任副县长的马张保。马张保，小张坞人，曾跟着他舅王克勤在解县当过干部，王克勤还在村里当过村长。因为王克勤已经去世，只能问问马张保，小张坞村谁是早期共产党员。还好，马张保给出了肯定答案：解放初，小张坞村有6名共产党员，分别是马陆法、谢秀珍、马银玉、张桂兰、张仙草、李丹桂。马陆法是小张坞村党支部的第一任书记。

笔者这才有根有据地写下了“小张坞村中共组织、行政机构和群团组织的建立”这一章。

三

实事求是，是写“村史”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我们三个在写《小张坞村史话》中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写到“第三节群团组织”中“农民协会”一节时，根据调查，我们弄清了农会的组成人员，都不知道农会主席究竟是谁。

怎么办呢？一种意见是：“根据群众的意愿，由我们确定一个。反正是历史了，又没有人能说下个所以然。”另一种意见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弄不清就是弄不清。”经过讨论，决定实事求是。

于是，笔者在“村史”中这样写道：“1948年10月，上级派工作队驻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村里随即成立了小张坞村农民协会，简称农会，是行政权力机构……在土改工作队的指导下，小张坞村农会组织广大贫苦农民斗地主、分田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土改运动。经过认真扎实工作，完成了土地丈量、分配和房屋清查、登记和确权工作……1950年9月，解县人民政府向小张坞村村民发放了土地证和房窑证。土地证、房窑证的发放标志着土改运动的结束……当时，小张坞村农会的成员，据村民回忆有马陆法、王现龙、王久胜、何凤翔、王大管、席先锋等，但主席是谁，却没有人能准确地回忆起来。”

四

在写《小张坞村史话》时，有人反映：“2011年，咱村村‘两委’刻过一个《兴村功德碑记》，为了永远教育村民，希望能收录在‘村史’中。”

王志让立即到处寻找，但找了几天，也没有结果。一次，村委召开干部会议，王志让就在会后问大家：“谁知道咱村2011年刻的那块碑现在放在哪里？”一个负责建设“村党群服务中心”的瓦匠说：“就镶在党群服务中心大楼东头一楼翅墙上。因为被大树遮挡着，知道的人少之又少。”

王志让立即叫上我前往拍了照。于是，《兴村功德碑记》就出现在《小张坞村史话》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