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旧时年

王逸群

农耕时代的中国，过年是一个极隆重的节日，其历史极为悠久。然而，将过年称为“春节”，则是在1914年，距今只有111年。运城，古称河东，文化底蕴深厚，表现在过年上也是异彩纷呈。那么，百年前的河东年味儿又是哪般景象呢？让我们打开一本本泛黄的县志，钩沉一番。

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这一天，家家户户，热粥飘香，食材多为杂米、豆子。有的地方，比如新绛、河津、绛县等则“置果（菜或豆腐）饭中”。令人惊奇的是永济虞乡一带“八日早起，以稠粥煮馄饨，谓之腊八粥。制馄饨时或包银少许或包钱数枚，俗有抢金锅银锅之说”（《虞乡新志》），有点类似大年初一吃包钱饺子。其实，腊八的前三天，即腊月初五，家户就开始煮粥，称为五豆粥。为什么食五豆粥？清光绪《临晋县志》说：“豆者，毒也。食之已五毒。”豆的谐音为毒，大约是说，吃豆粥可以抵御五毒的侵袭，五毒，即蝎、蛇、蜈蚣、壁虎、蟾蜍五种有毒的动物。腊月又称嘉平，此时的临猗还有吃社粥的习俗，清光绪《猗氏县志》载，“嘉平煮社粥剂以盐花姜屑，间有施者”。所谓社粥，就是村巷各家各户出米或豆子等，煮几大锅粥，男女老幼一起享用，间或也施舍过路的贫穷者。过节不忘济贫，民风淳朴。

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年的味道欲浓。这天晚上，人们要在锅台处摆上糖瓜、烙饼（稷山俗称灶爷饦饦）送灶神上天，口里还念叨着“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等祈祷语。糖瓜，也可用替代品，如万泉“祀灶以糖涂灶口”，虞乡“亦有以柿饼代者”。让灶神享用糖瓜，照民间的说法是使其“见天无言是非”。不过，“祀灶献糖瓜，欲粘其口”，总觉得有点对灶神不恭，甚至还有点强迫的意味。《临晋县志》说：“是侮灶也。灶怒诉于天，奈何自此后七日，嫁娶不择吉，曰诸神在天无禁忌，神在天即不问下土事，无贵神矣。”这段记载颇有趣味，献糖瓜，不就是贿赂灶神吗？灶神岂不成了丧失原则立场的“贪官”？所以，灶神很生气，向天帝申诉，然而结果好像不了了之，于是此后七天，民间嫁娶无需择吉日，因为“神在天即不问下土事，无贵神矣”。如同上学时，老师临时不在教室，顽童们就狂欢不已。

进入除夕，似乎就到了过年的门口，更热闹了。白天，“易门神，贴对联，插柏枝”。门神为郁垒神荼，比较常见，而临晋人还写聻（jiàn）字贴在门上。“聻”为何意？《聊斋志异》曾提及“人死为鬼，鬼死为魙。鬼之畏魙，犹人之畏鬼也”，魙即聻。看来，“聻”比鬼还厉害，可以护家佑院保平安。除夕之夜“老稚团饮，爆声连霄，名曰守岁”。清光绪《绛县志》载，这天晚上，“富者用五辛作盘”。“五辛盘”又名馈春盘，“辛”谐音为新。《本草纲目》说，“以葱蒜韭蓼芥辛嫩之菜，杂和食之，取迎新之义”。宴饮之外，家家户户还要烧纸接神。万泉一带的接神方式，别出心裁，“比鸡鸣，各悬黄纸于长竿以祀天曰接天神”（清乾隆《万泉县志》）。闭上眼睛想一想，等到鸡叫时分，祭献的人们，把黄纸悬挂在长长的竹竿上，伸向夜空，这是何等虔诚！

初一一大早，该是过年最庄严的时刻。爆竹声声，旺火熊熊，“燔柏叶，设香烛，备肉脯蒸食酒馔，盛服拜天地，拜五祀，拜祖考神主”（民国《万泉县志》），空气中弥漫着氤氲的柏枝（可以避邪）香气，老老小小穿着各自的新衣，叩首作揖，满满的仪式感。紧接着，喜气洋洋的拜年活动开始了，“拜父母兄长，遍登亲友门，相拜贺，曰贺岁。合族至家庙拜祖宗，前后以尊卑序。”碰到邻里，打躬作揖，互道一声“过年好”。在这祝福声中，即使先前有点芥蒂，也悄然冰释。正如《虞乡新志》说，“虽有旧日蹭蹬，一见辄为解释”。美好的节日成了邻里和睦相处的桥梁。

元宵节，是过年习俗的又一高潮，可谓中国人的狂欢节，难怪俗话说，过了初一盼十五。为了过好节日，人们前一天就行动开了，青壮年在巷口立秋千，架鳌山（巨鳌形状的灯山），搭彩棚，敲锣打鼓。巧慧的女人站在案板旁细心地捏制各种禽兽形的面食，还要捏些面盏、黍灯，以供夜里张灯之用。到了十五这一天，人人走出家门“扮社火，遍游里巷，歌唱为乐”。晚上，火树银花，秧歌杂戏，爆竹震天，“乡间或以小瓦盏点油灯，遍列门室”（清同治《稷山县志》）。《临晋县志》用了一个形容燃灯的好词“南油西漆”，令人耳目一新。一查阅，发现在南朝梁简文帝描写元宵灯日盛况的《灯赋》里就提到了“南油俱满，西漆争燃”。南油者，南方产的油灯。西漆者，西方漆提炼的蜡烛，它们共同点亮了节日的夜晚。正月十六日，狂欢依旧，邑人登城游赏，男妇结伴，士女嬉游，女人们尤其是女孩子这两天真是无拘无束，尽兴走逛，“金吾不禁”，并且美其名曰“走百病”“游百病”“遗百病”，以至于有些封建保守的卫道士，皱着眉头，哼出一声：“一游而百病可除也，此游女诡词耳。”（清光绪《临晋县志》）读至此，俄国作家契诃夫《套中人》的场景跃然眼前。兴高采烈的柯瓦连科和华连卡骑着自行车走远了，站在一旁的别里科夫从发青变为发白，嘟囔道：“难道中学教师和小姐骑自行车还成体统吗？”古今中外，异曲同工。

最后，捎带说说元旦。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正月初一称“元旦”“元日”或“正旦”等，有两千年之久。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先生发布《改用阳历令》，将元旦改到公历1月1日。然而，民间对此新年异常冷淡，这在河东县志也有所反映，如民国十二年的《芮城县志》载，“一月一日元旦，公所悬旗结彩，互相庆贺，民则仅张贴对联而已”。又如民国十八年的《新绛县志》载：“自国礼变更，每遇阳历年节，公署及学校各机关一遵新制，城镇街市亦张灯结彩。唯穷乡僻壤至阴历年节，小大新衣，未明而起，亲戚往来依旧过年，可见，移风易俗并非易事矣。”其实，时至今日，民众关注传统佳节的焦点依然是“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