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担文化使命 解码夏商冶铸

“西阴论坛·青铜冶铸与夏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现场。

10月14日，第四届中国考古学“西阴论坛·青铜冶铸与夏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夏县举办。本次研讨分主题发言、国内冶炼遗址和冶铜遗址新发现与新认识板块。

主题发言共邀请了4位专家，围绕青铜冶铸前沿专题进行探讨。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朱凤瀚从“关于商人铜料的来源”角度，指出近年晋南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商前期商人铜料的来源，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条山地区，只是发现的采矿与冶炼铜料作坊的规模尚需进一步确认。而商后期距离安阳商人王畿地区较近的中条山脉，仍可能是商人铜料来源的主要矿产地，绛县东吴壁等地点的新发现或可为该问题探讨提供新线索。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李延祥教授系统考察了先秦时期四个重要青铜冶金地区的矿冶遗址，提出四个区域普遍存在采矿、冶炼遗址分离现象，采矿在山，冶炼近水，河流是重要通道；石器采矿；冶炼遗址为精心选择。同时，他强调了早期冶金遗址的内涵与格局有异。中原晋南呈现分级现象。冶炼遗址仅冶炼纯铜，只有在垣曲商城、东下冯遗址才出现青铜铸造遗址，虽然目前仅初步探明铜的产业链，但一定存在未发现的锡铅产业链。辽西青铜时代早期可能与中原相近。河西和长江中游地区出现锡砷等资源直接与炼铜遗址相结合的现象，没能出现明显的分级。但长江中游地区有礼容器的铸造。辽西青铜时代晚期由于资源方面的优越性，反而未能出现冶金遗址的分级。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陈建立教授则从先秦青铜冶铸业技术创新及管理模式角度，进一步强调了中原地区选择铜器作为文明物化标志是历史必然，其中冶金业管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冶铸和管理技术创新、铜业产能与王朝国力直接关联。中原地区是青铜业生产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也是当时青铜金属资源与产品流通网络的核心，而金属资源供应充足与否，是商周王朝国力国势盛衰变化的指标。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南普恒博士分析了春秋时期晋国铜器生产中的技术变革，指出春秋时期晋国铜器范铸工艺发生变革，技术简化趋向显著，促使了春秋晚期侯马铸铜作坊批量化、规模化及规范化的青铜器生产。形成于春秋中期的模印法为青铜器纹饰的规范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促使了纹饰逐渐向细密化的风格转变。春秋中晚期，晋国铜器生产的多样化特征表明周文化体系下的铜器生产规范和生产模式已开始发生转变，也体现了宗法制度本身的逐步衰微或周文化礼制对社会生活约束力开始逐渐减弱，而多种工艺综合运用也促使了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铜器生产中各种新技术的普遍出现和使用，对晋系青铜器地域特征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国内冶铜和铸铜遗存等板块，本次会议主要聚焦了我国辽西、中原、关中、海岱及长江中下游等地区新发现与新研究，引起了参会者热烈讨论。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何杰韵博士介绍了辽宁建平小北山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认为其是一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期坡岗型环壕聚落，存在明显的冶铜活动，应为迄今东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冶铜遗址，可能存在冶炼红铜（纯铜）、冶炼铅青铜、冶炼锡青铜、冶炼铅锡青铜四种不同的冶金面貌。除此之外，周边复查和确认夏家店下层文化冶金遗址9处。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夏商文明研究所（冶金考古研究所）所长崔俊俊对近几年东下冯遗址冶金考古情况进行了重点回顾，认为东下冯遗址I区西部（原第五地点），是夏商时期的一处冶铜地点，这是对该遗址聚落结构探索的一个新突破。陶范与铜矿石是东下冯冶铜遗物的新发现，尤其是大量铜矿石的发现，表明东下冯遗址也存在较大规模的冶炼活动。至于冶铜上游环节采矿、运输以及组织管理模式等问题，需要作进一步探索。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叶之童博士介绍了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夏商聚落冶铸方面的新收获，近两年新发掘的西吴壁遗址IE4区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是一处围沟区，可能与制石、铸铜等手工业生产有关。到了商代早期，这里成为了一处墓地，说明这处区域从二里头文化时期到二里岗下层阶段，聚落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结合垣曲商城、二里头东下冯等遗址在相近时段内的聚落形态变迁，基本可以认定推动这一系列变化的历史事件，就是史书所载的夏商鼎革。

广西民族大学科技史与科技文化研究院邹桂森副教授汇报了江西瑞昌铜岭商代冶炼遗址发掘与研究，认为瑞昌铜岭遗址是一处早商晚段至中商一、二期，集采、冶、合金化于一体的古代矿冶遗址；铜岭遗址同时存在氧化矿与原生硫化矿分别冶炼的情况，揭示了迄今为止中国青铜时代原生铜硫化矿床勘探与使用的最早证据。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杨树刚带来了郑州商城冶金遗存新发现及相关问题探讨的报告，针对新发现的百余颗铜矿石颗粒展开了科技分析检测，现有数据表明，二里岗上层偏晚阶段，郑州商城的这部分铜物料来源指向江西瑞昌铜岭遗址，展现了早商与中商之间在矿料来源上有变化，个中原因及背景仍需大量的田野工作、科技分析和相关研究。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李素婷围绕小双桥遗址青铜冶铸遗存相关发现进行了汇报，在遗址内岳岗村西北和西南地两地点都出土有铜料、铜渣、陶范，后者还出土有鼓风嘴、铅板、泥模、范芯等。两地点可能为独立的青铜作坊点。南部地点区域内水井较多，部分可能与青铜冶铸有关。该区域内发现有较多祭祀遗存，包括多座人骨坑、动物坑、器物坑和卜骨坑，3座青铜器墓，显示该区域为遗址中心区域以外另一个重要区域。

山东大学郎剑锋教授汇报了济南大辛庄遗址历年出土商代铸铜相关遗存和研究，重点介绍了对部分坩埚、陶范的检测分析工作，指出大辛庄遗址坩埚与郑州、殷墟的坩埚及陶范所用材料相同，坩埚存在重复使用的想象，与殷墟情况类似。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李建西分享了关中商代冶铸遗存的发现与认识，重点介绍了二里岗上层到殷墟一期赤栏桥遗址铸铜遗存空间聚落的变迁，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作坊起步，将浇铸场地与倾倒垃圾分离的初步规划；到新建界沟将两个熔铜浇铸区域分隔，设立独立的脱范场所，出现较大规模铸铜生产活动；最后到铸铜作坊向北转移，熔铜浇铸活动规模变小，铸铜作坊走向衰落。此外，结合遗址周边相关发现，指出秦岭山前一带应是商时期重要的青铜冶铸生产区域。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蔺诗芮介绍了郭元咀冶金考古的发现和研究，通过对遗址出土多类铸铜遗物的系统整理与检测分析，她指出冶金技术方面，坩埚与熔炉两类熔铜器具形制方面体现出中原地区技术的渗透，遗址中从粗铜精炼到合金浇铸的完整操作链条接近同时期周边地区的发现；金属资源方面，遗址被纳入中商文化时期高放铅资源及南方普通铅铜料开发的广域流通网络中，铜器使用面貌也指向多样化的交流模式；陶范生产技术则存在较为浓厚的本地特色，可能是一种因地制宜的策略。从资源、技术与文化的角度，郭元咀遗址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商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冶金技术的传播途径与铜器生产背景，为如何开展南方地区冶金考古工作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何晓琳副教授以淮河中游考古发现中商铸铜遗存为对象，分析了其青铜手工业，提出淮河流域三处遗址的铸铜遗物时代都在中商的洹北时期，技术系统相同，应当与洹北商城属于相同的技术系统；但相互之间生产规模和产品类型有很大的差异，淮河中游中商青铜器生产存在分级布局。铸铜手工业遗迹在遗址内的位置与布局作过规划。台家寺遗址和古堆桥遗址可以获得瑞昌铜岭铜矿生产的金属铜，证明洹北时期商王朝统治区域内存在稳定的金属资源流动体系。综合洹北时期各个地域的铸铜材料的发现，基本可以确定，至迟在洹北时期，铸铜手工业的多层级的分级布局已经在商王朝体系内完全形成了。

会议闭幕式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陈建立教授作学术总结，他指出晋南中条山是中原地区最为重要的金属资源所在地，此次聚焦青铜冶铸与夏商文明这一主题，系统探讨了冶金技术与文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次考古学界的盛会。希望大家在未来的冶金考古研究中，明确发展目标，推动冶金考古理论方法体系构建；加强基础研究，解决冶金考古重点难点问题。

本组摄影 本报记者 常 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