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艺”：冷兵器时代的绝技

今人对于弓，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军器三十有六，而弓为称首；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第一。”在中国古代，射艺作为一门地位崇高的武艺，和剑术、拳法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华武技的精华。

历史上，汉时的匈奴、南北朝时的鲜卑，宋元时的蒙古及清朝的女真后裔，无一不以骑射为立族之本。成吉思汗曾规定，每个兵士必须携带下列武器：弓二至三张（其中至少有一张好弓），三个装满箭的大箭筒。一个训练有素的骑射手每分钟可以射出十支箭。

随着北方游牧文明和中原农业文明的不断交融，尤其战国时赵武灵王首倡“胡服骑射”后，中原的习射之风就不断被强化。不仅军中的神射手总能出其不意灭杀敌方主将，大量射手群体更可在同一时间内远距离、大面积地杀伤敌方有生力量。鉴于弓箭在冷兵器中的威力，“控弦之士”的数量和质量成为衡量军队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标志，而战争队列也往往是“左骑，右步，中列强弓劲弩”。

军事上的广泛应用促进了射箭在民间的盛行。据载，北宋时长城脚下的河北一带，民间组织的“弓箭社”就有600多人，参加的人员有3万多人。在国防建设贫弱的宋朝，弓箭社虽源于保家卫国的需要，但已具有今日专业射箭运动员组织的基本特征。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魏国，有个地方曾颁布“习射令”，宣布：“人有狐疑之讼者，令之射的，中之者胜。”以射箭的结果来断定官司输赢，这种做法虽然不可取，但射箭对人的心理素质水平的反映可见一斑。也许正因如此，从西周开始就产生了“射礼”，具有严格而复杂的仪式流程，从皇亲国戚到普通百姓都须躬行，不得逾越。春秋时，孔孟更是将“射礼”传统提升到哲学的高度，融合进了儒家的礼乐教化体系，射箭成为春秋“六艺”之一，其文化内涵得到充分彰显。

据《周礼》记载，在“射礼”的整个流程中，第一番射是不计成绩的，只要求外表和体态合乎要求；第二番射才属于正式的比赛，射中箭靶即可计算成绩，称为“主皮”；而从第三番射开始，射手不仅要容、体合于礼，要射中箭靶，射姿还要与乐节相配合，以体现射手的深层修养。 （《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