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发布者:时间:2024-01-04
■赵战生
“先生”之谓,古已有之。何谓先生?《辞源》定义:始生之子,犹今言头生。父兄。年长有学问的人。老师。文人学者自称。妻子称丈夫。《辞海》释义则不大相同:父兄。老师。妇女称自己的丈夫或别人的丈夫。方言,指医生。道士。
两相比较,除了在家庭内称父兄、丈夫为先生释义相同外,在社会上称老师为先生,是最为一致的。由此可见,古往今来,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老师,颇受世人尊崇。
老师被称为先生,肇自私塾。乡绅大户人家,为了使自己的子孙读书成才,常设立私人学堂,延聘有学问的人担任先生,对蒙童进行启蒙教育。先生的袖管里总藏着一把戒尺,动辄拍打贪玩者的手掌,生疼生疼的,让人望而生畏。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记述他的开蒙塾师寿怀鉴,说:“他有一把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
至于自称为先生的,史上绝无仅有。人们熟知的,有司马光自号为“涑水先生”;最有名的恐怕莫过于东晋诗人陶渊明。他自号“五柳先生”,并自我写照,作《五柳先生传》。为何如此称谓?只因他家“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门前仅有五棵柳树而已。尽管家徒四壁、饔飧不继,而他却安贫乐道,“闲静少言,不慕荣利”,恬然以“五柳先生”自居。
在这篇仅有173个字的“自传”里,先生表明他有三大志趣:一是读书,“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二是饮酒,“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三是写文章,“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先生最大的乐趣,在不蒙俗尘的山水田园之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成了他的立世存照。这种不羡荣华、鄙视名利的泰然处世精神,一直影响了中国士林一千多年。
其实,陶渊明是很有门第根基的。他的曾祖陶侃,官至八州都督,封长沙郡公,祖父做过太守;外祖父孟嘉,则是名垂江南的贤良。他本人出仕为江州祭酒,曾担任过几任参军类的小官,时间都不长。因郁郁不得志,不久就辞官归隐。后来复出,当了彭泽令,然在任仅八十多天,即厌烦透了官场迎来送往的陋俗,“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去职归田,“躬耕自资”。在此期间,他精心酿造了《桃花源记》,写下了振聋发聩的《归去来辞》,照耀千古。
除了乐在“桃花源”里的陶令,还有一位痴情竹林的奇士,也曾为“大人先生”作传,这人便是“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系“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他因不满西晋司马氏集团的黑暗政治,退隐山林,以诗酒为乐。
《大人先生传》是阮籍的得意之作。他以“大人先生”追求精神自由的特立独行,反衬当朝腐朽污浊的官场习气,令人浮想联翩,精神为之一振。但这位傲世独立的“大人先生”究竟是谁?作者又语焉不详。后世学者推测,以为是指苏门山隐士孙登。孙登系三国魏人,好读《易》,善抚琴,曾与亦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同游,当面说嵇康:“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他的谶语不幸言中,后嵇康终为司马昭等诬陷杀害。孙登后来隐居汲郡山中,成了隐逸的代表人物。
也有学者认为,“大人先生”是阮籍的自况。根据阮籍对老庄哲学的笃定执着,说他幻化为神仙,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
其实,我们也大可不必为“大人先生”姓甚名谁而大费周章,只要明白他是位睿智豁达、神思飞扬、道通天外的“类神仙”就足够了。
阮籍在《大人先生传》文末慨叹:“先生从此去矣,天下莫知其所终极。”可喜的是,“大人先生”羽化成仙,杳无踪迹,而人世间的“伟大先生”,却应运而生,代有新出。国父孙文,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开创民国,功垂青史;文豪鲁迅,“匕首”犀利,“投枪”精准,直刺黑暗,奋擎大旗。他们被称为“先生”,实至名归,乃国人所愿。
在当代中国社会,能够被称作“先生”的,必定是德高望重、学富五车之人。伟人毛泽东在写给他昔日的老师谢觉哉的信里,充满感情地说,你过去是我的先生,现在仍是我的先生,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革命前辈深深的敬仰之心。
鲁迅先生并非天生异禀、自学成才的“神童”,他也是受私塾先生口口相传,识文断句的。有意思的是,他在《我的第一个师父》里,却说“我生在周氏是长男,‘物以稀为贵’,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他由此得到了一个法号“长庚”。后来,还偶尔用此作笔名。
鲁迅笔下的这位和尚“龙师父”,虽然是寺里的住持,却不大遵守佛门戒律,且从来不教“长庚”念经,也不教他一点佛门规矩。所以在鲁迅眼中,“他不过是一个剃了头发的俗人”。也许,这正是鲁迅只称他为“第一师父”,而不以“先生”相称的原因。
当然并非因为“龙师父”是和尚,便不能受到“先生”的礼遇。《辞海》里不是把“道士”也列为“先生”吗?释、道虽不同源,但都是出家人,身份是平等的,既然道士行,和尚当然也成。这不是身份问题,而取决于个人能力素养如何。唐朝的鉴真与玄奘,是驰誉世界佛坛的两位高僧。鉴真东渡,弘扬佛戒,成为日本律宗的祖师,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玄奘西行,万里取经,从天竺带回了千卷佛典,丰富了祖国文化宝库,功不可没。他们岂止是“先生”,简直就是传播文化文明的“超级大师”了。
文化人之间互称“先生”,惺惺相惜,是对道德文章的称许仰慕,体现了相互的敬重与肯定。
记得早年看鲁迅先生的书信集,他除了对许多文化名人,诸如蔡元培、郑振铎、曹聚仁、曹靖华、钱玄同、台静农等称先生外,也对有关刊物、出版社的编辑,表示真诚的谢意,称其为先生。另外,他还对以前曾是自己的学生,后来成为终身伴侣的许广平相敬如宾,书信中屡屡以“先生”称誉。当时,笔者非常诧异:不是说只有女人称丈夫为先生吗,怎么一下又颠倒过来了?及至后来看到宋庆龄、何香凝,还有冰心、杨绛、沈祖棻、冯沅君、林徽因、骆玉笙等巾帼女杰,众望所归,被尊称为“先生”时,这才茅塞顿开:原来,“先生”代表的是德高望重,学识广博,学养深厚,卓尔不凡,与男女性别无关。
中国人向来崇尚礼仪,交往中不乏谦敬之辞。谦谦君子,卑以自牧,常把好听的话送给对方。不过,这也容易掩盖另一种倾向:人为地降低标准,使“先生”身价大跌,甚至成为笑谈。如果不看对象,连空负其名者也滥加奉称,那么,他是“先生”,你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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