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先生”

■赵战生

“先生”之谓，古已有之。何谓先生？《辞源》定义：始生之子，犹今言头生。父兄。年长有学问的人。老师。文人学者自称。妻子称丈夫。《辞海》释义则不大相同：父兄。老师。妇女称自己的丈夫或别人的丈夫。方言，指医生。道士。

两相比较，除了在家庭内称父兄、丈夫为先生释义相同外，在社会上称老师为先生，是最为一致的。由此可见，古往今来，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老师，颇受世人尊崇。

老师被称为先生，肇自私塾。乡绅大户人家，为了使自己的子孙读书成才，常设立私人学堂，延聘有学问的人担任先生，对蒙童进行启蒙教育。先生的袖管里总藏着一把戒尺，动辄拍打贪玩者的手掌，生疼生疼的，让人望而生畏。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记述他的开蒙塾师寿怀鉴，说：“他有一把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

至于自称为先生的，史上绝无仅有。人们熟知的，有司马光自号为“涑水先生”；最有名的恐怕莫过于东晋诗人陶渊明。他自号“五柳先生”，并自我写照，作《五柳先生传》。为何如此称谓？只因他家“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门前仅有五棵柳树而已。尽管家徒四壁、饔飧不继，而他却安贫乐道，“闲静少言，不慕荣利”，恬然以“五柳先生”自居。

在这篇仅有173个字的“自传”里，先生表明他有三大志趣：一是读书，“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二是饮酒，“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三是写文章，“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先生最大的乐趣，在不蒙俗尘的山水田园之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成了他的立世存照。这种不羡荣华、鄙视名利的泰然处世精神，一直影响了中国士林一千多年。

其实，陶渊明是很有门第根基的。他的曾祖陶侃，官至八州都督，封长沙郡公，祖父做过太守；外祖父孟嘉，则是名垂江南的贤良。他本人出仕为江州祭酒，曾担任过几任参军类的小官，时间都不长。因郁郁不得志，不久就辞官归隐。后来复出，当了彭泽令，然在任仅八十多天，即厌烦透了官场迎来送往的陋俗，“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去职归田，“躬耕自资”。在此期间，他精心酿造了《桃花源记》，写下了振聋发聩的《归去来辞》，照耀千古。

除了乐在“桃花源”里的陶令，还有一位痴情竹林的奇士，也曾为“大人先生”作传，这人便是“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系“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他因不满西晋司马氏集团的黑暗政治，退隐山林，以诗酒为乐。

《大人先生传》是阮籍的得意之作。他以“大人先生”追求精神自由的特立独行，反衬当朝腐朽污浊的官场习气，令人浮想联翩，精神为之一振。但这位傲世独立的“大人先生”究竟是谁？作者又语焉不详。后世学者推测，以为是指苏门山隐士孙登。孙登系三国魏人，好读《易》，善抚琴，曾与亦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同游，当面说嵇康：“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他的谶语不幸言中，后嵇康终为司马昭等诬陷杀害。孙登后来隐居汲郡山中，成了隐逸的代表人物。

也有学者认为，“大人先生”是阮籍的自况。根据阮籍对老庄哲学的笃定执着，说他幻化为神仙，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

其实，我们也大可不必为“大人先生”姓甚名谁而大费周章，只要明白他是位睿智豁达、神思飞扬、道通天外的“类神仙”就足够了。

阮籍在《大人先生传》文末慨叹：“先生从此去矣，天下莫知其所终极。”可喜的是，“大人先生”羽化成仙，杳无踪迹，而人世间的“伟大先生”，却应运而生，代有新出。国父孙文，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开创民国，功垂青史；文豪鲁迅，“匕首”犀利，“投枪”精准，直刺黑暗，奋擎大旗。他们被称为“先生”，实至名归，乃国人所愿。

在当代中国社会，能够被称作“先生”的，必定是德高望重、学富五车之人。伟人毛泽东在写给他昔日的老师谢觉哉的信里，充满感情地说，你过去是我的先生，现在仍是我的先生，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革命前辈深深的敬仰之心。

鲁迅先生并非天生异禀、自学成才的“神童”，他也是受私塾先生口口相传，识文断句的。有意思的是，他在《我的第一个师父》里，却说“我生在周氏是长男，‘物以稀为贵’，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他由此得到了一个法号“长庚”。后来，还偶尔用此作笔名。

鲁迅笔下的这位和尚“龙师父”，虽然是寺里的住持，却不大遵守佛门戒律，且从来不教“长庚”念经，也不教他一点佛门规矩。所以在鲁迅眼中，“他不过是一个剃了头发的俗人”。也许，这正是鲁迅只称他为“第一师父”，而不以“先生”相称的原因。

当然并非因为“龙师父”是和尚，便不能受到“先生”的礼遇。《辞海》里不是把“道士”也列为“先生”吗？释、道虽不同源，但都是出家人，身份是平等的，既然道士行，和尚当然也成。这不是身份问题，而取决于个人能力素养如何。唐朝的鉴真与玄奘，是驰誉世界佛坛的两位高僧。鉴真东渡，弘扬佛戒，成为日本律宗的祖师，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玄奘西行，万里取经，从天竺带回了千卷佛典，丰富了祖国文化宝库，功不可没。他们岂止是“先生”，简直就是传播文化文明的“超级大师”了。

文化人之间互称“先生”，惺惺相惜，是对道德文章的称许仰慕，体现了相互的敬重与肯定。

记得早年看鲁迅先生的书信集，他除了对许多文化名人，诸如蔡元培、郑振铎、曹聚仁、曹靖华、钱玄同、台静农等称先生外，也对有关刊物、出版社的编辑，表示真诚的谢意，称其为先生。另外，他还对以前曾是自己的学生，后来成为终身伴侣的许广平相敬如宾，书信中屡屡以“先生”称誉。当时，笔者非常诧异：不是说只有女人称丈夫为先生吗，怎么一下又颠倒过来了？及至后来看到宋庆龄、何香凝，还有冰心、杨绛、沈祖棻、冯沅君、林徽因、骆玉笙等巾帼女杰，众望所归，被尊称为“先生”时，这才茅塞顿开：原来，“先生”代表的是德高望重，学识广博，学养深厚，卓尔不凡，与男女性别无关。

中国人向来崇尚礼仪，交往中不乏谦敬之辞。谦谦君子，卑以自牧，常把好听的话送给对方。不过，这也容易掩盖另一种倾向：人为地降低标准，使“先生”身价大跌，甚至成为笑谈。如果不看对象，连空负其名者也滥加奉称，那么，他是“先生”，你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