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陕盐商争商籍

□韩振远

一

山陕两省风俗相似，语言相近，黄河水与黄土高原养育的两地人长相憨厚，看似木讷实则精明，无论走到哪里都以老乡相称，外地人也多将山陕商人视为一体，而且，在两淮（主要分布在江苏省长江以北的黄河沿岸）、长芦盐场（主要分布于河北省和天津市的渤海沿岸），山陕商人多抱成团，势力强大，出手阔绰。明万历四十五年实行《盐政纲法》后，取得盐业经营合法地位和垄断地位的多数是山陕商人和安徽商人，因而，历史上将山陕盐商称作“西商”或者“西帮”，安徽商人称作“徽商”。明清之际驰骋全国的十大商帮中，西帮是唯一以联省商帮出现的商业集团，号称山陕商人，秦晋大贾。

在明清的产盐区中，以两淮盐产量最大，其盐运司所在地扬州市井繁荣，园林密布，聚集了大量盐商，其中山陕盐商势力最大，他们在这里风云际会，长袖善舞，一起将盐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们又一起修会馆，拜关公，遵守着相同的经营规则，每当节庆之日，两地盐商共聚会馆看梆子戏，话故乡情，其乐融融，全然一派乡亲气象。他们豪爽的谈吐、粗粝的外表，为纤细的扬州带去了北方汉子粗犷的“西北风”。因为远离故土，受人歧视，他们又一起应对外来竞争，无论当时的盐政官员，还是其他地方盐商，都将山、陕两地盐商视为一体。时任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宁在《备边十策疏》中称：“古迁豪右，填实塞下。今山陕富民，多为中盐徙居淮浙，边塞空虚也。”话语中，嫉妒之意显见。

胡世宁的埋怨并非毫无道理，繁华的扬州好像到处充斥着山陕富商。清嘉庆《江都县续志》中说：“明中盐法行，山陕之商麇至，三原之梁，山西之阎、李，科第历二百余年。至于河津兰州之刘，襄陵(今山西襄汾)之乔、高，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潼关之张，兼籍故土，实居扬州。”其中所述都是世居扬州的山陕大盐商。其实在扬州经商的山陕商人远不止这些人，还有陕西榆林的何家、绥德的阎家、长安的张家及山西大同的马家、蒲州的韩家、绛县的王家。他们以客居之身，来到扬州后，往往会以商业上的成就，得到当地商户认同，如：代州盐商杨继美携资本数千金，来江淮经营盐业，被当地士大夫和商人推举为盐策祭酒。这些山陕商人生活奢靡，庭院豪华，占据了扬州的中心区域，主要居住在靠近运河钞关和盐运司衙门的下关一带。当时，有《扬州竹枝词》这样描述山陕商人：“商人河下最奢华，窗子都糊细广纱。急限饷银三十万，西商犹自少离家。”

当时，与山陕商人竞争的主要是徽商。在两淮盐场站稳脚跟后，山陕商人迅速将业务扩展到典当、皮货、烟酒等行业。这无疑触犯了既占地利，又得人和的徽商利益。与其他地方商人相比，徽商属异军突起，文化水平较高，有“左儒右贾”的传统，好争强，喜诉讼，与山陕商人屡生冲突。在南人（即徽商）与边商（即山陕商人）的诉讼中，常占上风。

二

明朝中后期编撰的《扬州府志》，记录了这种微妙的趋势：“扬州皆四方贾人，新安(徽商)最盛，关陕山西、江右(江西)次之。”

明朝末年，扬州的山陕商人与徽商之间的“商籍之争”，就是两者积怨的一次大爆发。

商籍是明代专门针对商人的一种户籍制度，关乎子孙后代前程，商人将商籍看得比做生意赚钱还重要。

中国古代社会重农抑商，商人社会地位一直很低，士农工商，商人一直排在最末位。到明朝初年，这种状况仍没有得到改观，《农政全书·卷四》谓洪武十四年：“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纱。”也就是说，在朱元璋看来商人穿丝绸衣服都是犯法的，只能穿布衣，家里一个人经了商，其他人都要受牵连，地位极其低下。

明代以前，商人不准参加科举，更不可以为官。到明代中期，“开中制”的实行等于开启了一个门户，工商业空前繁荣，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市民阶层，这些人中以做生意的商人为主体，祖籍不在城里，却长期滞留在城里，就像如今的民工潮一样，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商人们世代在外地经商，“婚姻于兹，衣食于兹，与土著世产者非有别也”，但人家就是不把你当本地人看，一遇到科考，就得往来奔波回到原籍，更让他们苦恼的是原籍也不把他们当本地人看，“谓其言语不相通，面貌不相习，又无产业可考”，因而，故乡人也“群以冒籍而攻之”。两头不是，这等于把商人子弟逼向绝境。有趣的是，当时明政府采取的方法和如今处理农民工问题的方法几乎是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你不是长期住在城里，户口管理不方便，生活有困难，子女要上学吗？那么好，就给你一个临时户口。明朝把这种临时户口叫“附籍”，又根据身份不同再分类，商人的临时户口叫“商籍”，商人如因经商而留居在外地，其子孙户籍就可以附于行商之省份。有清以后，沿袭了明代做法。《大清会典》中说：“商人子弟，准附于行商省份，是为商籍。”无论明清，这项制度都是朝廷专为盐商子弟应考而设，与其他行业商人无涉。

三

商籍既然是临时性户籍，就与“入籍”或“占籍”不同，但凭着这临时户口，商人子弟可以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图取功名。因为山陕商人当时势力较大，明朝对山陕商人好像格外优待，扬州取得“商籍”的就只有山陕商人，其他省份的商人没有这种待遇。

徽商是个比晋商更重视科举的群体，后人不能就近入学，岂不是断了光宗耀祖的锦绣前程，对他们来说，这是个永久的痛。但是，山陕商人的商籍是皇上特别恩准的，子弟不光可以在扬州就近入学，每年还有7个不用回原籍参加科考的名额。

为了后代的利益，徽商与西商狭路相逢，在商场之外，展开了一次激烈竞争。

明崇祯五年，徽商联名上书，巡查两淮盐政的官员上书，请求凡盐商子弟均可就地入学，获得皇帝批准。不增名额，只增加入学人数，无形中损害了原有学籍的西商利益，山陕商人联合提出抗议，恰好时任扬州知府的张公又是山西人，支持同乡的抗议，“力主其政，此事遂初始”，山陕商人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到了崇祯十六年，徽商旧事重提，“西人复大喧哗，争讼不已”，终于又不了了之。

直到清康熙年间，经徽商多方运作，清廷才特许在扬州“商籍”下另外增加7个名额，让徽商子弟也就地参加科举考试。“附学之争”几乎进行了三百年，最后徽商惨胜。

许多年之后，著名学者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中说：“明代扬州‘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这便是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的明证。甚至在清代早期，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优势也依然没有动摇。”

明清时期商人地位低下，虽生活奢华，却被视为贱民。在盐业生意上赚得盆满钵溢之后，山陕商人开始向更高的境界努力，而唯一能让他们得到世人尊重的途径，就是让后人参加科考，获取功名，从而走上仕途。山陕商人在扬州与徽商争商籍的目的正在于此。山陕商人的努力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据《两淮盐法志》记载：山陕盐商子弟从明正统戊辰科到崇祯癸未科得中进士的有37人；从永乐甲午科至崇祯丙子科得中举人者有80余人。这些盐商子弟以后不乏高官显贵，有的做了封疆大吏，有的做了内阁大臣，有的甚至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给山陕盐商争足了脸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