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启与他的《语林》

□周楞伽 周允中

裴启《语林》初出，轰动一时。刘义庆编《世说新语》时，便采录《语林》达八十二条之多。鲁迅将所辑佚的《语林》定名为《裴子语林》，但经他手的该书却颇有疏舛。《语林》流传至今，虽已面目全非，但主体还在，其文学与历史价值经时光锤炼，愈加凸显。

一

东晋时期，志怪小说横行一时，读书人沉溺于此。时间长了，人们开始厌倦于这些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神魔鬼怪。这时候，有一位尚未入仕的文学青年裴启，忽然独创一格地写出一部题名《语林》的志人小说，记录汉魏以来，迄于当世著名人物的那些言语应对和交往德行的琐屑韵事。于是被后世学者标榜的志人小说，开始由此滥觞风行。

裴启字荣期，闻喜人。他一生没有做过官，是个处士，所以《晋书》没有为他立传。这导致后人对他的生平事迹知道不多。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文学》篇时，竟然不知道他是河东闻喜人，甚至把他的名字都错写成了裴荣。只有和他同族的注《三国志》的裴松之，才知道他的姓名是裴启，字荣期。他的名和字都是从《列子·天瑞》里，那个对孔子说有三乐的隐士荣启期而生发来的。

据记载，他的父亲名叫裴樨，曾做过小县令——丰城令。裴氏家族自汉迄西晋，早已是名门望族；到东晋时期开始衰落，但家学渊源，学风相承。裴启写作此书的目的，也是希望获得朝廷有识之士的荐拔，中兴家族，成就其志向和抱负。

二

《语林》最早问世于晋哀帝隆和元年，比《世说新语》要早得多。它的出现，不仅使世人耳目一新，受到热烈的欢迎和追捧，而且时流年少，无不传抄。这种情况在当时是无怪其然的。因为魏晋时期的清谈家，即使祖述玄虚，也未尝不品评当世的人物。至于注重现实政治的人，则更勤于实际事务，体察人物的才能和品行，重视人才的举荐和使用。同时，讲究效法圣贤的嘉言懿行，崇尚实务的人，更将它视作自己立身行事的圭臬，于是，便形成了当时名震遐迩的一家之学——裴氏学。可惜最早开始创建于魏晋时期的志人小说《语林》后来竟然亡轶不传，而《世说新语》却借助刘孝标的注释大行于世。世人只知《世说》，却不论《语林》，实在是数典忘祖。

裴启这部最早的志人小说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从东汉至魏晋，天下丧乱，法令严苛。士大夫为避免灾祸，崇尚清谈，推尊玄虚；或者寄情山水，隐居田园；或者蔑视礼法，酗酒放荡。在一片清谈雄辩之中，混杂弥漫着神鬼迷信的气氛。这种出世的行为和思想，实在不能收到实际的效果，更不用说得到社会上那些具有经世济人思想的官僚和士子认同。

裴启与众不同地把以往及当世名人的嘉言懿行公之于世，使得时人从虚无缥缈的神鬼怪异境界，重新回到了现实的人世间。他所记述的人物行为和语言应对，又都是值得称道的，既可以作为立身处世的楷模，又可以娱乐身心，资为言谈助兴。所以，它一纸风行，竞相传抄，人手一编，正是很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三

《语林》以“贤者国之纪，人之望，自古帝皇皆以之安危”，和“昔者周公体大圣之德，而勤与吐握，由是天下之士争归之”，作为全书的总纲。因此具有积极入世的思想和精神。

而且，此书虽然在当时是创新之作，但也不难发现其中有对过往历史的继承痕迹。它所继承的就是汉武帝令郡国察举孝廉以来，蔚为盛事的那种品评人物的风气。它不仅品评文章学问，而且延及容貌举止、语言谈吐、气量见识、性格行为等。它所记载的人物轶事，几乎无不与品评人物有关。

当时品评人物的主要着眼点，在于人物的才性。由于人的气质禀赋各不相同，表现出来的才能也随之各异。当时一般人都认为，才性的美和恶，便是人物平时美和恶行为的表现。魏刘劭的《人物志》，就是一部专门讨论人物才性的书籍，认为人的一切都以性情为本，论人必须体察他的性情。曹丕的《典论·论文》，也认为人的文章，都和他的个性气质有关，譬如他议论孔融，说他“气体高妙”；论徐干，说他“时有齐气”（舒缓之气）；论刘桢，说他有“逸气，但未遒耳”。他这种文章即人，文如其人的观点，影响颇大，也直接助长了品评人物的社会风气。魏晋时期的统治者，都崇尚法治，选拔人才的标准是关于人物才性的同、异、离、合，即所谓的“四本论”，这是当时清谈和批评人物的重要主题。《语林》便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中，应运而生的时代产物。

四

到了宋临川王刘义庆召集文人学士编纂《世说新语》时，就采录了《语林》中的条目——竟然有八十二条之多。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时，也引用《语林》不少内容作为补充和解释。《晋书》已经亡轶失传，但唐朝重新修订《晋书》时，用的是南齐史学家臧荣绪的《晋书》作蓝本，其中也采录不少《语林》的条目。

唐人刘知幾在《史通·杂说》篇中也提到过此书。他在《隋书·经籍志》之《燕丹子》下作注：《语林》十卷，东晋处士裴启撰，梁有，今亡。

由于这个原因，日本的《佐世见在书目》，就把《燕丹子》记作晋处士裴启撰（见日本青木正儿著《中国文学概说》）。这完全是出于猜测。《语林》所记条目每条至多不过百余字，像《燕丹子》这样长达数千字，类似唐人传奇的历史小说，绝不会出自裴启的手笔。

《语林》虽然已经亡轶，但在唐宋类书之中，还能够见到不少轶文。把这些轶文加以辑录，也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最早从事这项工作的是清人马国瀚。他在道光年间就从事各种书籍的辑佚工作，曾经辑佚了《语林》两卷。

鲁迅先生在1910年开始辑佚撰写《古小说钩沉》数十种，其中，他把裴启的书名定为《裴子语林》。当然，由于鲁迅先生工作繁忙，故而也有一些失误的地方。他把金朝王朋寿《类林杂说》之中的条目，引入此书，而且不少人物时代错乱。如戴叔鸾是后汉人，却将他列入了西晋；王太保是西晋人，却将他列入了东晋。由于没有详细的校勘，所以，当郑振铎编辑《世界文库》，要求发表这些古小说史料时，鲁迅先生本着对读者负责和治学严谨的态度，始终没有答应。

五

阅读裴启《语林》这部志人小说，其意义不外乎有这四点：

其一，可以补充史书记载的不足。例如东晋庾亮及其昆季跋扈不法，史书没有记载，但《语林》之中确有。

其二，可以补充和了解当时一些名人的思想性格，以及社会风俗，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

其三，所记载的当时民众习俗和心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魏晋时期的社会情况。

如钟会时常向人道：“吾年少时一纸书，人云是阮步兵书，皆字字生义，既知是吾，不复道也。”钟会年轻时，阮籍已经享有盛名，人们错误地把他的作品混淆为阮籍的书法，使得他受到热烈地追捧；只是一旦得知是他的作品，虽然他是著名书法家、太傅钟繇的幼子，人们也立刻掉头不顾，扬长而去。可见世情冷热，自古皆然。

其四，留下了许多的俗语、成语，如声色俱厉，琳琅满目等；还留下很多历史和文学典故，如王子猷雪夜访戴、王子猷爱竹，曹操和杨修在曹娥碑前讨论黄绢幼妇、绝妙好辞等掌故及故事。

（《文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