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延祚寺源流考

《延祚禅林周围全图碑》拓片

孙常大锅寺又名延祚寺，其遗址位于永济市城东街道孙常村东，现存一座明代造像石座及一通《延祚禅林周围全图碑》，另存娑罗古树一棵，古槐一棵。1977年10月2日，大锅寺石刻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延祚寺因“宋太祖敕建”“千人大锅”等传说而闻名，可算作民间记忆中的“传奇寺院”。其历史可追溯至元魏，后世明清方志中亦有相关修葺、遗存的记录，但关于它在元代的具体情况，记载寥寥无几。

孙常大锅寺遗址中的娑罗古树 

日前，笔者偶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蔡美彪《河东延祚寺碑译释》一文，遂生联想，故查阅明成化《山西通志》、清康熙《平阳府志》、清乾隆《蒲州府志》、清光绪《虞乡县志》等方志，意图梳理该寺院沿革、考证文献关联，与诸位同好共同探讨。

（一）

清乾隆《蒲州府志·古迹》关于延祚寺的记载有两处，一是介绍临晋古迹时，写：“延祚寺在县南七十里，宫殿僧众校诸寺最雄，元至元中建。”一是介绍虞乡古迹时，写：“延祚寺在县西北十五里，唐贞观中建，传宋太祖微时尝于此及方山避难百日，太平兴国二年敕修一寺，明嘉靖乙卯寺为地震所倾，万历二十五年修复焉，山阴王朱俊栅为记，崇祯十一年复修，山阴宗室朱廷理端居道人立石。”孙常村在不同历史时期曾先后归属临晋、虞乡等县，根据地理距离推测，《蒲州府志》所录的两座延祚寺，均指孙常村延祚寺。

清光绪《虞乡县志》关于延祚寺的记载如下：“延祚寺在县西十五里孙常镇。肇建于元魏，重修于贞观。周显德间遭回禄。宋太祖游关西，暂寓方山。太平兴国二年敕修，赐号延祚寺，为方山下院。”这一记载勾勒出寺院的早期轨迹：其始建可追溯至元魏，唐代贞观年间得以重修，五代周显德年间因火灾受损。宋太祖赵匡胤漫游关西时曾暂居方山，太平兴国二年（977），其弟赵光义下诏敕修该寺，并赐号“延祚寺”，将其定为“方山下院”。这一记载与清乾隆《蒲州府志》中记载有一致之处，均明确了宋代延祚寺的存在、地理位置与皇家渊源，区别在《蒲州府志》提到寺庙规模“宫殿僧众校诸寺最雄”，《虞乡县志》提到此寺为“方山下院”。

（二）

关于延祚寺在元代的建修情况，不同方志记载有细节差异，明成化《山西通志》记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建，二十五年（1288）修”；清康熙《平阳府志》记载“元至元十一年（1274）建”；清乾隆《蒲州府志》记载“元至元中建”。

蔡美彪于1986年《蒙古史研究》刊文《河东延祚寺碑译释》。从文章得知，《河东延祚寺碑》正面用蒙文记载了元代延祚寺位于“平阳路河中府河东县磨涧下方”，碑阴用汉字写有“临晋县孙常村延祚院”字样。结合地方志中记载的同时期延祚寺情形，或可推测碑文所提及的芮城方山磨涧村延祚寺与今永济孙常延祚寺是一寺多院的情况。该寺在元代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构建了一个“上院-下院-异地分院”的庞大格局。

方山上院（即碑文中所说“延祚寺”）是整个寺院的法脉祖庭，负责传经授业、主持法会；下院不昧寺（不明今是否有古迹遗存）地势平坦，包含水磨、枣园等产业，水磨为周边百姓加工粮食，枣园产出的红枣则作为商品售卖，为寺院带来稳定的收入；而远在临晋县孙常村的延祚院（即今永济延祚寺）则专门负责经营跨区域的田产。那些分散在各地的土地，通过租赁给农户耕种，为寺院积累了丰厚的财富。这种“祖庭主理信仰，分院打理产业”的模式，让延祚寺在元代的社会环境中站稳了脚跟，成为一个兼具宗教属性与经济实力的综合体。

（三）

结合前文考证推测，可对延祚寺古今变迁作一梳理：延祚寺创建年代可追溯至元魏时期，是一座承载宋、元乃至后世历代文化记忆的古老禅林，民间亦称“大锅寺”。该寺于唐代贞观年间重修，五代周显德间遭火灾损毁，后传闻宋太祖赵匡胤微时避难于此，故于太平兴国二年被敕修赐名。元代寺庙曾续修、扩建，规模宏大，明代重建，清代修葺，虽屡遭地震、兵燹等损毁，却始终延续“延祚”之名。寺内曾有可供千人就食的大锅、千年娑罗树与古槐等遗存，原镶嵌于四大天王殿墙壁的《延祚禅林周围全图碑》，生动记录了它曾作为皇家寺院的恢宏规模与周边景致。

如今的延祚寺遗址中，两棵古树傲然挺立，一棵是老槐，树干粗壮得需要几人合抱。当地人说，这棵槐树曾系过赵匡胤的战马，千年来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另一棵是被誉为佛教圣树的娑罗树，它的叶片形似手掌，细碎的花朵在阳光下泛着微光，见证过昔日僧众的晨课晚祷。一槐一娑罗，静默诉说着古寺曾经的涵容与辉煌。

现藏于芮城县博物馆的《河东延祚寺碑》是佐证元代延祚寺的实物史料，亦是研究元代宗教政策、行政区划与地方文化的重要遗存。碑文令旨以八思巴字写蒙古语，碑阴为“三代宗祖法亲之图”、庙产四至及僧众捐纳钱钞的题记，汉字正书，记载了元代诸王小薛颁发的令旨，明确下令保护延祚寺的庙产、减免寺院差发，禁止官民骚扰寺院正常的宗教活动与生产经营，彰显了元朝廷对这座古寺的重视。其碑阴“临晋县孙常村延祚院”字样印证了该碑与元代孙常延祚寺的关联性。

相较于地方史志侧重历史渊源的记载，《河东延祚寺碑》以官方令旨镌刻的形式，从实物层面印证了元代延祚寺的规模与地位，也为我们探讨其与宋代赵匡胤相关延祚寺的传承关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参考，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细节不足。其蕴含的历史信息仍有待进一步挖掘探讨。

王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