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盐税的千年身世

■王 王

在黄河壮美蜿蜒的“几”字弯的臂曲之中，有一座成人之美的南山，它有意留下一处谷口，让南风整年都能温柔地爱抚着那颗造福人间的璀璨明珠——运城盐湖。

运城盐湖地处山西盆地，高空俯瞰，宛如一条玉带，润泽脚下的城市。赤日炎炎，暑气蒸腾，而南风一起，便会带来丝丝凉意，随后庄稼丰收，白盐盛出，万民尤喜。《史记·乐书》所记“舜歌《南风》而天下治”，背后投射了河东百姓对盐湖平稳生产的美好祈求以及对日常生活财阜之增的安乐满足。“盐”和“财阜”实现了第一次历史对接，为后来统治者的赋税征收埋下了伏笔。

溯源推及，河东盐湖以战略资源显于长河的标志性历史事件，便是黄帝和蚩尤角逐的“涿鹿之战”。史学界有一种猜测，认为当时双方部落除了争夺领导权外，关键是争抢部族赖以生存的盐业资源。美国社会学者A.H.恩斯明格认为，历史上为了盐发生过战争。日本历史学者宫崎市定指出，夏商周三代帝都大体上位于河东盐湖附近地区。考古已证，尧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舜都蒲坂（今山西永济市）、禹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地域上皆靠近盐湖，最近的距离20公里，最远的只有140公里，奠定了课征盐税的地理基础。

间接佐证的史料有《左传·成公六年》，里面提到晋国人希望将国都迁移到靠近运城盐湖的想法，“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盬，国利君乐，不可失也”。其中，“盬”（gǔ）指的就是运城盐湖。战略资源的稀缺性，让盐逐渐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严格管控并进行赋税征收的“宠儿”。

运城盐湖（资料图片）

四方诸侯“贡赋法”

夏商时期，运城盐湖一直是敞怀开放的。

地方文化学者柴继光在《严酷的历代盐禁》中指出，周代以前，盐湖中的颗盐作为一种天然结晶体，老百姓是可以自由捞采食用的，没有盐税之说。

无税惠民的盐政，一直覆盖了夏朝的“贡法”（纳贡）和商朝的“助法”（井田制）两个阶段。

当时，商朝的农业、手工业已较为发达，池盐可以自由买卖，于是就出现了盐商。胶鬲被誉为是商朝的第一位盐商，他原是商朝大夫，在武王伐纣的动乱时期，隐遁经商，贩卖鱼盐，后被周文王发现重用。《孟子·告子篇》记言“胶鬲举于鱼盐之中”，这里的“盐”就是运城的池盐。

到了西周，推行“百亩而彻”和“九式九赋”税赋制度，并保留了原有“纳贡”方法。同时，始设盐官，《周礼》中《天官冢宰·盐人》云：“盐人掌盐之政令，以共百事之盐。”“盐人”虽有官制，但并不代表当时已有盐政法度，其职责就是管理好用于祭祀、宴请宾客以及诸侯国供奉的盐。而且，这时百姓不能自由捞采池盐了，必须由官府统一管理和发配，池盐的政权属性彰显出来。

发展至东周，池盐集中统一管控的政策越来越严。古晋国（今山西曲沃县）出土的“戎生编钟”，上刻铭文“谴卤积与取金繁汤”，记述的是山西南部的古晋国以1000车的潞盐，去安徽一带换回1000车铜的历史事件。运城古称“潞城”，因此这里的“潞盐”指的就是运城的池盐，也就意味着当时池盐作为诸侯国的一种重要商品交换物资，已然成为“硬通货”，池盐的经济和产量规模，更不容小觑，这就为封建统治者征收盐税打下了商业基础。

另外，学者李春燕通过大量史料和铭文研究，在《〈周礼·盐人〉与周代盐政》中得出结论，周王室所用的盐都是诸侯方国定期上缴的贡物。从诸侯国的大量池盐交换和每年进献贡盐的行为，能够推断出池盐捞采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力去完成。然而，这一时期是否开始征发徭役，目前并未发现相关方面的史料佐证。

至此，运城池盐在诸侯国这里，开始以“贡赋”的面貌见于世人，政治经济属性逐渐凸显。

集工捞采“盐税史”

一池河东盐，贯穿着封建社会的赋税史。

春秋时期，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出现，生产力渐渐提高，井田制逐步瓦解，奴隶制开始走向崩溃。

运城盐湖天日暴晒、自然结晶的生产方式虽未发生本质改变，却走向了集中捞采的经济生产阶段。

当时，晋文公重耳充分发挥运城盐湖的资源优势，推行“轻关、易运、通商、宽税”的经济新政，积极鼓励商业发展。盐业囊括其中，自然享受着轻税惠政。于是，晋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批富商，猗顿便是其中之一。

司马迁曾称，“猗顿用盬盐起”。富商猗顿通过骡马将低成本的池盐运至西域以及齐鲁、秦蜀等地，很快便建立了商业帝国。盐业发展直接带动了商业繁荣，推动了经济发展和赋税增加，军备力量快速提升，促使晋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在这背后，盐业“宽税”的背影，绰隐随行。

韩、赵、魏三家分晋后，魏国占据着盐湖。秦昭襄王二十一年（前298），秦夺盐湖，设置盐官，实行食盐专营制度，开始大量生产池盐。官府派盐夫捞采池盐，当场开征盐税。《通典·卷四》记载：“秦卖盐铁贵，故下民受其困也。”当时，秦王朝不仅收田租、征口赋，更是与民争夺池盐之利。百姓税负加重，加上连年征战，民不聊生。然而，从拓展政权疆域的视角看，秦朝实现的盐业专卖政策，为其统一六国提供了充足的赋税来源。

秦王朝垄断池盐的争利政策，使得当时全国盐税收入较之以往大增20倍。在池盐自由买卖的历史长河中，从西周至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运城池盐基本上是自由买卖。但是，秦朝实行的池盐专卖政策，让专卖盐政开始进入之后各朝代统治者的视野。

汉初，北方匈奴袭扰不断。到了汉武帝时，攻守局势发生逆转，连年征战一度让汉朝陷入了“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的困境。于是，汉武帝设立了一系列搜刮民财的赋税制度，“笼天下盐铁之利”，便是其一。

元狩四年（前119年），备受汉武帝倚重的兴利名臣桑弘羊，推行食盐官营政策，运城盐湖也由官府据有，实行专卖制度，对盐商开始征税。另外，统治者还在运城盐湖设立河东均输长，设置专门机构，历史上专职盐官尚属初次。当时，池盐远销至河北、甘肃、陕西等地，商业范围不断扩大。到了南北朝，随着交通便利化，池盐扩销至四川等地，“栈道千里，运往蜀地”。

由于池盐在数千年生产发展中，早期形成的天日暴晒、自然结晶、集工捞采的生产方式并未改变，产量自然就被固定在生产水平的“天花板”下，导致运城盐税规模始终维持在同一水平线。运城盐税真正被统治者倚重的时代，似乎就要到来了。

垦畦浇晒“利过半”

被文学家誉为“晋之大宝”的运城盐湖，一直到了唐朝才发生了“逆天改命”，因为当时出现了一项“黑科技”，那就是“垦畦浇晒”。

人工垦地为畦，将卤水灌入畦内，咸淡得均，再利用日光暴晒、风力蒸发，不仅提升了池盐质量，而且极大加快了成盐速度，五六天便可晒制一次池盐，池盐产量倍数增长。

产盐技术的起飞，能否带来利益性的盐税机制变革？诚然，二者之间是一种不充分的必要关系。历史是偶然性的必然，而“安史之乱”就是那个盐税改革机遇的时刻。

当时，唐王朝因乱军占领、藩镇割据，出现了“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的局面。唐德宗为了稳固政权，便起用了中唐“理财双星”之一的刘宴。

兼任盐铁史的刘宴，上任之初，便推行民产、官收、官税、商运、商销专卖制。运城池盐也开始允许盐工自由生产，然后官府将盐工手中的产盐集中收购，再统一批发给商人销售和收税，这种“寓价于税”的“榷盐法”，有效避免了税负过重带来的社会矛盾。同时，他还下令制止对盐工和盐商征收各类苛捐杂税，减免“关市之征”，调动私商盐贩的积极性，运城一带的盐商税负压力大减。这种“国营经济”模式，极大繁荣了盐业发展，盐税更是快速攀升。

《旧唐书·刘宴传》记载，唐代宗广德二年（764），河东盐利有80万贯。大历元年（766），刘宴开始进行盐制改革；至大历末年（779），全国赋税收入1200万贯，而盐税竟超过600万贯，已然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

“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当时，运城盐湖每年的盐税高达150万贯，约占全国盐税收入的四分之一和全国赋税收入的八分之一。可以说，唐廷的各项开支、士兵的军饷以及满朝文武百官的俸禄，多仰于盐税。

现今，运城市盐湖区博物馆悬挂着一张河东池盐行销图，显示池盐销售地遍布22个州府。《晋问》中记录了当时的具体区域，“西出秦陇，南过樊邓，北极燕代，东逾周宋”，遍及如今河北、甘肃、陕西、湖北等地。

到了宋庆历八年（1048），被任命为制置解盐使的范祥，开始推行“盐钞法”。官府向盐商售卖食盐的销售资格，盐商凭借购买的盐钞，定点领盐运销，深受盐商和百姓欢迎。盐商给官府交四贯八百文钱，便可得到官府一张引票，而一张引票可兑换200斤盐。当时，运销到陕西的运城池盐，就是官府征用徭役进行生产的，运销管理极为严格。

改革实行后期，盐税收入占到当时宋朝赋税收入的30%，而运城池盐的产量占到了全国盐产量的40%。于是，宋仁宗钦点包拯，掌管运城盐务。在5年任期里，他盘活池盐运销，重点治理盐务，成绩斐然。《解州志》记载，包拯离任之日，“万民空巷，跪拜二里半挽留”，深得民心。

由于“盐钞法”对征收盐税较为有效，所以该项盐政一直延续到元、明、清时期，后朝虽有盐政变化，但都是换瓶不换酒，在封建王朝的盐税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纵观运城盐税的发展历程，唐宋时期是生产池盐的高峰阶段，销区广阔，赋税最多；至五代时期，“盐产之盛，销区之为最”；进入明代，运城池盐产量又进入一个小高峰，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池盐产量达到14万吨，当地盐商总数超过500家，盐税倍增；到了清代，河东盐务管理机构、官职设置比以往都更为完备，盐湖统治愈加严格，盐税收入作为统治者的一大财政支柱屹立不倒。后来，池盐销区渐渐缩减，稳定在秦、晋、豫地区，盐税也开始逐渐下滑。

4600多年的池盐开采史，3000多年的池盐纳贡史和盐税史，一起托举起运城盐湖的高光时刻。

盐湖古韵，历经封建税赋的激荡交融和岁月洗礼，跨越千年时空，投射于七彩斑斓的盐湖水中，惠及千家万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