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的高考

张天恩

又是一年高考季，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想起大儿子当年参加高考时的情景。

1988年，儿子从康杰中学毕业。记得四五月份的一天，公社（乡）电话（还是人工拔插转接的那种）突然传我，说学校有事。我骑上摩托车就走，到校正好赶上他们下课。

儿子过来一脸凝重地对我说：“爸，你说南开大学好吗？”我毫无准备，但立刻意识到有事，忙问：“什么情况？”“就问南开大学好么？”“好嘛，好嘛。要不然能出那么多名人？”“不好我就不去了。”儿子扭头便走，把我独自撂在那儿。

我脑子嗡嗡作响，才反应过来是要保送。这是儿子一辈子的大事啊，要是拒绝保送，儿子考不上好学校咋办？一时犯了难，突然想起解放路一校有位教过我的老师，便急忙赶去询问他的意见。

老师分析权衡后郑重嘱咐我：保送南开大学一来保险，二来学校也是国家顶尖学校之一，贸然放弃怕留遗憾。听罢，我又赶到学校去见了儿子，告诉他：“你今年18岁，也是大人了，你的大事自己做主，好赖别后悔。”父子离别，我一路忐忑，想想还是对的，这是他的人生大事，只能让他自己决定。

此后一个月没消息，我也不敢问他。突然儿子来信，说他考虑很久，决定放弃保送名额，让我放心；另一个就是叫我高考前别进城，到城也别去学校找他，并有“切切”之语。其间，我恰好看过一篇关于高考的短文，印象很深。还记得开头是这样写的：“7月，7、8、9日三天，在考生们和那些为了考生前途而焦虑的家长和老师们眼里，早已失去了浪漫的色彩，变成了隐晦的7月、黯淡的7月和精疲力竭的7月……”对此，我感同身受！

6月20日，儿子又来一信，极简短，前头没爸，后边没娃：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但等半月后背水一战！

7月12日，我到运城开会，中午饭都没心思吃，赶到学校，见娃一脸平静，还是忍不住问：“考得咋样？”“爸，你别问，同学们都不想叫问。”他说。不叫问，不叫问，咱心操上、劲费上，图啥哩么！我有点急了。“反正考上就对啦。”看着娃眼睛里透着自信，我心里又踏实了些，便走了。

成绩下来后，和娃预估的成绩相差不大。娃说他当时心都快蹦出来了，用手指着分数对应的名字，慢慢划过去两遍，只怕看串了行。这回彻底放心了，晚上睡得死沉死沉的。

录取开始了，各大高校开始陆续公布。康中和别的学校不同，没贴大红喜报，就在黑板上用粉笔字一行一行写，北大清华照样，只是搁前头罢了。二类重点都已经下来，就是不见北京大学，娃在家坐立不安。

一天下午，村里一人从运城回来，见娃就问：“人家通知都下来了，咋不见你的？”其实人家意思是别的大学通知下来了咋没北大的，并没有说北大其他同学通知下来了没咱娃。娃也没听好，急了，不管迟早硬要骑车进城，叫上弟弟做伴。30公里的路，弟弟一声不响跟在哥哥后头，天黑了一会才到学校。本就累得不行了，弟弟又怯怯地说：“哥，我饿。”“事还没问哩就饿的，一会儿睡下就不饿啦！”知道哥只有两块钱，弟弟也不敢再提。

见了校长，校长说：“刚从省招办回来，北大分数线是540，你在老前头，尽管放心。”并说现在情况是有个考生在查卷审议，反正踏实等着就是了。

通知书到底还是下来了，尽管折腾得早已没了最初的那份期待，但毕竟这才是“真金白银”，儿子郑重其事地去领。

儿子一回家就又开始下地，偶遇一老翁问：“大头，听说你考到北京去啦？”“嗯，爷。”“哪个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多哩，我问你是哪个大学么！”“爷，就是北京大学。”“你看这娃，都说你灵，我看你念书都念憨啦，考上哪个大学都说不清。”村里也有了风传：说天恩这娃考的是好学校，我看不保准，你猜那地方叫啥，中关村、黄庄……

开学了，那年月不兴家长陪送，娃也根本不让我去，因为要带铺盖，所以我就送到了车站。康中那年考上北大的有10人，加上送行的好一群人。行李房里，娃娃们的铺盖卷面皮，有包布的，有包线毯的，像唱戏转台似的个个漂亮，唯独儿子那件最特别——两个缝在一起的尿素袋勒了根麻绳。托运员走过来问：“这是谁家娃的，也去北大？”一女同事笑着反问道：“蛇皮袋咋啦？你还不是照样给人家贴上北京大学粉色行李签？这就是寒门出贵子，知道吧！”那人笑了。

不错，儿子穿着也真的老土。他妈做的蓝制服裤，地摊上买的凉衫，一块钱的塑料底驴脸鞋（儿子还是头一回穿这时兴货，以前老是千层底）。但娃满眼坚定，因为咱口袋里的这份通知书是一样的。一离站，我便泪眼蒙眬，车早都看不见了，唯有我还久久地站在那儿……

如今，孙子都已经大学毕业了，但我仍然记着儿子高考上大学的情景，清晰如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