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和实证的结合
——读李琳之新著《前中国时代》

武高寿

学界常常争论“以史带论”还是“以论带史”的问题，很多人干脆否定了“以论带史”的方式。我则以为，不能一概地否定后者。关键是以什么样的“论”带史。如果以既有的理论教条去带史，那就可能是错的；如果以某种理论视角、方法论去分析考察史料文献，那就是必需的。

李琳之在他的新著《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商务印书馆2021年9月版）中说，他研究前中国时代，利用了最新考古学研究成果，并辅之以文献学、民俗学、人类学、地理学、生物学等研究方法。此处他没有明说运用了什么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但哲学专业的功底使思辨逻辑的理性方法已经融化到其整个创作之中。事实上，他在书的后记中也明确说道：“由于上古史研究是个综合的系统工程，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一定的哲学素养，既能站在一定的高度上，用全面、联系的观点来看待研究对象，同时也要求研究者具备缜密的逻辑思辨能力。”正是运用这种思维方式来甄别、选择、分析、综合既有的史料和最新的考古成果，李琳之完成了这一填补空白的大作。著文中没有用社会形态“五分法”的教条，把炎黄时代描述为和谐美好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而是如实展现了涿鹿之战、炎黄之战的惨烈——“你来我往，刀光火影，尸横遍野，血流漂杵”。这种从实际出发的以论带史，正是作者取得突出成果的根本所在。

一位德高望重的智者说：“要从世界看中国。”这一高见，不仅适用于今天，也适用于昨天与前天。对于古中国或上古中国的了解，不能离开对世界整体面貌的观照。虽然古代全球各大陆并无多少交往，但世界文明却有着某种程度的共振。比如古代在大致相同的时期，出现了几个不同的文明轴心，涌现出诸如苏格拉底、释迦牟尼与孔子等大智者，就是这种明显的“共振”体现。这一宏观的、整体的、联系的思维方式使作者把握住了探讨对象的广度与深度。

为了研究中国由炎黄开启的上古时代，作者在前言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公元前4000年至前2300年，无论是对中国而言还是对整个世界而言，都是进入文明历程的一个关键时段。”在简要介绍了公元前6500年至前2000年间两河流域及北非的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这些世界文明总体的发展状况之后，进入到“前中国时代”主题：“在东亚大陆，公元前4000年至前2300年，正是政治意义的中国诞生以前的‘胚胎中国’孕育时期，或者说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形成时期。”这就使得胚胎中国的“孕育环境”具有了宏观的厚度。

上古中国的历史很多属于传说，要还原为信史，是需要论证的。论证，不只要有可靠的历史证据，还要有可靠的逻辑推论。有人这样论证黄帝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因为有《黄帝内经》流传至今，所以黄帝是真实存在的，正如《论语》的存在证明了孔子的存在一样。这就犯了逻辑上推不出的错误。正是哲学赋予的宏观、整体、联系的思维方式与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让作者能够广泛采集考古发现的诸多新成果，并进行综合整理，从而把传说中的上古中国奠定于接近事实的基础之上。正如张继红先生所说：李琳之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半坡、后岗一期、西阴、大汶口、红山、凌家滩、良渚、屈家岭和龙山等诸多考古学文化族属之谜，梳理出了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东夷和南蛮三大集团成长、发展、壮大以及相互之间交往、冲突和融合的发展脉络，揭示了炎、黄、蚩尤及其之后颛顼至帝尧各族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首次系统地还原了早期中国诞生之前这1700年中国大地上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还原了中华文明滥觞、形成和发展的璀璨历程”。一些考古发现的场景术语，对没有接触过考古知识的人来说好像读天书，而作者却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文中有的页面，几乎每一句话都有考古文献出处，都有引用注释。收集、梳理、甄别，不是长期积累，艰辛探索，深思熟虑，怎可轻易得来！

叶嘉莹先生讲唐宋词，运用了西方符号学的方法论。一个语词或者语言符号，可以有理性认知的意义，也可以有联想的引申意义。理性认知的意义为语序轴，引申意义为联想轴。如她讲温庭筠一句词“小山重叠金明灭”时指出，“小山”两个字，如果按照理性一般性使用的认知意义来说，是指外界自然景物的山水之山；而从温词的意境来看，“小山”是一个感观印象，表示小山形状的屏风。在《前中国时代》中，关于图腾的论述似乎也运用了符号学这一方法论。

神话传说中的大部分语词符号，不能在一般的理性认知意义上去理解，而只能从象征意义上把握。如黄帝所部熊、罴、狼、豹、虎、雕、鹰、鸢等这些语词符号，就不能理解为语序轴上所表达的认知意义上自然界的实指对象，而只能在其联想轴上的象征意义上理解，即图腾的符号意义。文中对韩非子一段神话的解析，鲜明地显示其运用了这种方法论：“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架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腾蛇伏地，凤凰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这则神话如果单从表面来看，似乎也就是后人对黄帝的神话和赞美，很难看出它本身所蕴含的历史意义。但倘若我们将它置于整个西阴时代背景下来考量，就会发现，它实际反映的可能是黄帝在“统一”中原及其周边部落氏族后，召集各诸侯前来会盟商讨联盟事务的热闹场景。其中的“鬼神”显然是指来自东西南北的各路诸侯。蚩尤在这里出现，意涵着早一代的蚩尤被打败之后，新一代蚩尤归顺黄帝，并和其他部落一起成为华族部落联盟集团中的核心力量。这里的“诸侯”二字，似应也为在暂借意义上使用的，并不是后世形成的那种含义。

《前中国时代》把考古成果与文献传说风俗结合起来研究，使中国上古史接近历史的真实。所谓“接近”，就是说，还没有达到信史的程度。作者在行文中“用词”也是极为谨慎的，常常使用诸如“可能、大概、极有可能”等语词，而较少用完全肯定的语词，这反映了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当然，上古史要成为信史，仍需学界的不懈努力。

（作者系山西大学教授，曾任原哲学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