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史上的河东元素(下)

唐代中后期的河东书法

《唐普救寺故寺主墓志铭并序》刻立于天宝十四年（755），碑文为行楷，行笔动静相宜，有二王行书笔势之遗韵，意态盎然，体现出盛唐华美的书法神韵，姚国瑾先生认为此碑为唐代小行楷书的代表之作。

王缙，河中桑泉（今临猗县临晋镇）人。河东王氏猗氏房之后，著名诗人王维之弟。王缙善草、隶，书法与李邕齐名。刻立于大历十年（775）的《清源公王府君神道碑铭》由王缙书丹，原碑已毁，有拓片流传。该作品结字清婉而不失劲健，姿态遒媚。王缙书丹的另一通墓志《桓臣范墓志》，楷书兼有行书风韵，把欧阳询的风格和褚遂良的风格融为一体，亦为书法精品。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在蒲州担任刺史一职。当时颜真卿的侄儿颜泉明在河北寻得弟弟颜季明的遗骸，回葬长安，在蒲州与叔父颜真卿相见。颜真卿看到侄儿的灵柩，悲痛万分，挥毫写了一篇纪念侄儿的作品《祭侄文稿》，纪念在安史之乱中挺身而出、取义成仁的侄儿颜季明。颜真卿在蒲州书写这篇纪念文字时，悲愤之情溢于笔端，纵笔豪放，一泻千里。作品的章法自然天成，整篇作品神采飞动，被誉为继《兰亭集序》之后的“天下第二行书”。因为颜真卿的名作《祭侄文稿》，蒲州再一次与书法结缘。

颜真卿《祭侄文稿》（局部）

刻立于唐大历八年（773）的《薛嵩神道碑铭》（现存于夏县），为唐代的隶书巨制。薛嵩乃薛仁贵的孙子。碑文由礼部郎中程浩撰文，“唐隶四家”之一韩择木之子韩秀实书丹。《通志·金石记》：“秀实书亦唐隶之佳者。”韩秀实的隶书秉承其父书风，典雅庄重，颇有古意。叶昌炽《语石》赞誉：“分书遒美，不损一字。”《薛嵩神道碑铭》乃唐代隶书碑刻的上品。

《大唐河东盐池灵庆公神祠碑》，韦纵书，贞元十三年（797）刻立，现藏运城舜帝陵。清代金石学家叶昌炽认为，与颜真卿年代相近而得颜体笔法的书法家有二人，一个是韦纵，另一个是胡证。韦纵书写的碑文，流传下来的只有《大唐河东盐池灵庆公神祠碑》《王卓碑》等少数碑刻。其笔法用“拨镫法”，“得鲁公之筋骨”，“酷肖平原”。该碑的颜体特征明显，中宫宽绰，结体方正，气势庄严雄浑。康有为《广艺舟双楫》：“韦纵《灵庆池》《高元裕碑》，有龙跳虎卧之气，张颠《郎官石柱题名》有廉直劲正之体，皆唐碑之可学者。”

胡证，河东（今永济市）人。工书，尤工隶书及篆书，有《石井阑后记》《田弘正家庙碑》《狄梁公祠记》等，多已失传。其书法学习颜真卿，叶昌炽《语石》评价曰：“浑雄之中不露圭角，几几青出于蓝矣。”《狄梁公祠记》现存河北大名县，为颜体楷书，风格近似颜氏《麻姑山仙坛记》。该碑以篆、隶为基础而作楷书，浑厚舒展，气宇轩昂，具有清雄劲秀的风格，为唐代楷书佳作。

刻立于贞元十四年（798）的《中条山靖院道堂铭并序》，现存芮城县博物馆。虢州刺史王颜撰文，尚书右丞、书法家袁滋书丹。王颜是王维的远房侄子，袁滋是唐代的篆书名家，与李阳冰、瞿令问齐名。碑文全为小篆体，笔法圆转，疏密有致，齐整中有参差变化，颇见功力，为唐代篆书碑刻之珍品。唐代的篆书碑刻传世不多，袁滋的作品也较为稀见，该碑的书法价值、史料价值都不容忽视。

刻立于贞元十七年（801）的《追树十八代祖晋司空河东太守猗氏侯太原王公神道碑》（简称《王卓碑》），是王颜为其十八代祖王卓立碑。原碑今尚在临猗县，由王颜撰文、韦纵书丹、袁滋篆额。该碑较《大唐河东盐池灵庆公神祠碑》刻立晚4年，书法风格一样，颜体特点明显，但雄浑之中有秀美之气。韦纵、袁滋皆唐代书法名家，宋代已有拓本出现，可见宋人对该碑的书法价值之推崇。该碑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对研究王维先祖及王维的籍贯有帮助。目前该碑字迹还较清晰，但碑石已经明显风化，应置于博物馆保存。

韦纵《追树十八代祖晋司空河东太守猗氏侯太原王公神道碑》（局部）

柳宗元，唐代著名文学家，其书法亦颇有名，为诗文盛名所掩。唐人赵磷的《因话录》云：“元和中，柳柳州书，后生多师效，就中尤长于章草，为时所宝。湖湘以南，童稚悉学其书，颇有能者。长庆已来，柳尚书公权，有以博闻强识工书，不离近侍。柳氏言书者，近世有此二人。”柳宗元与刘禹锡私谊甚笃，二人皆善书，同拜于书法家皇甫阅门下，刘禹锡的书法略逊一筹。据卢携《临池妙诀》：“徐吏部传之皇甫阅，阅以柳宗元员外为入室，刘尚书禹锡为及门者。”刘禹锡的两位子弟向柳宗元求教书法，柳宗元以调笑的口吻作《殷贤戏批书后寄刘连州并示孟仑二童》寄赠刘禹锡：“书成欲寄庾安西，纸背应劳手自题。闻道近来诸子弟，临池寻已厌家鸡。”柳宗元在诗中用庾翼的“家鸡”典故，向刘禹锡说明其子弟向自己学书之事。看到柳宗元的戏赠之诗，刘禹锡随即回复了一首《酬柳柳州家鸡之赠》：“日日临池弄小雏，还思写论付官奴。柳家新样元和脚，且尽姜芽敛手徒。”刘禹锡认为柳宗元的书法有创新之处，提出一个概念“元和脚”——形容柳宗元书法中以捺为代表的笔画。宋代，柳宗元的书法还为名家推崇，苏轼《柳氏二外甥求笔迹》诗：“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厌家鸡更问人。”可惜柳宗元的书法作品没有流传下来。

柳公权，河东柳氏后裔。柳氏自秦末迁居河东，至魏晋时已成为河东望族，世称河东柳氏。隋唐之际，部分河东柳氏迁居关中，柳公权的祖上大约在此时迁居关中。因为河东为其祖籍，柳公权被封为河东郡开国公。柳公权最初学习王羲之的书法，广泛浏览近世各家笔迹，形成遒劲兼有妩媚的书法风格，自成一家。当时公卿大臣之家为先人立碑，如果得不到柳公权亲笔所书的碑文，会被认为是不孝。外国使者来进贡，都专门封上货币，上面注明这是购买柳公权作品的专款。柳公权50多岁时，在书法上已经声名显赫了。宣宗大中初年，柳公权升为少师，进宫答谢，宣宗召他上殿，让他当面书写三幅字，军容使西门季玄给他捧砚台，枢密使崔巨源给他过笔。一幅写的是正楷十个字——卫夫人传笔法于王右军；一幅是行书十一个字——永禅师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幅是草书八个字——谓语助者焉哉乎也。宣宗赏赐给他锦缎、瓶盘等，并让他亲自书写答谢表，不拘楷书、行书。宣宗对他的谢表，特别珍惜。

柳公权汲取了颜真卿的书法之长，自创独树一帜的“柳体”，以骨力劲健见长，后世有“颜筋柳骨”的美誉。他与欧阳询、颜真卿、赵孟頫并称“楷书四大家”。柳公权的传世作品有《金刚经刻石》《玄秘塔碑》《神策军碑》等。

柳公权《神策军碑》（局部）

唐代后期，裴氏家族的裴休书法造诣也很高，他撰写的《圭峰禅师碑》，笔法严谨，结构精密，刚劲潇洒，书风刚柔相济，有柳体风韵，颇为后世称道，是晚唐佛寺碑铭精品之一。

唐代猗氏县（今临猗县）张彦远著有《法书要录》10卷，卷一至卷九收录自东汉至唐代元和年间各家的书法理论文章100篇。卷十为《右军书记》，录王羲之书迹中语。该书著录了大量书法名迹，资料丰富，编辑精审，许多有关书法的著作，借此书得以存留。《法书要录》是我国第一部书法理论文集，是研究唐代以前书法理论必须依据的历史文献。

宋代以后的河东书法

宋太宗淳化年间，潘舜臣在家乡绛州（今新绛县）以《淳化阁帖》为底本而有所增删，摹刻勒石而成《绛帖》，可谓集宋以前书法名家名作之大全。《绛帖》是以《淳化阁帖》为蓝本重刻而参入别帖，宋代时，行家认为《绛帖》比阁帖为佳。庆历年间，皇宫失火，《淳化阁帖》原版被烧毁，《绛帖》的地位就更加重要了。《淳化阁帖》属于王公贵族才能拥有的珍宝，“人间罕得”，基本上不流传。《绛帖》辑存历代法帖之精华，它的摹刻，对传播中国书法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书法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在河中知府和朝中文武百官的请求下，宋真宗同意在次年春到河东祭祀后土。在第二年祭祀后土之后，宋真宗还亲自写了一篇《汾阴二圣配飨铭》，追述汉唐祭祀后土之盛况，表达宋代敬奉后土之诚心。《汾阴二圣配飨铭》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由皇帝撰文、书丹的碑刻，文物和书法艺术价值很高。

司马光是著名史学家，其书法造诣很高，他的隶书、篆书都属一流，政治家、史学家的盛名，似乎遮掩了司马光的书法名气。司马光的隶书，刚劲端庄，气势雄浑，古朴之中不乏秀美。1936年在洛阳出土的《宋故朝议大夫致仕王公墓志铭》（现藏开封博物馆），是由司马光书丹的隶书佳作。黄庭坚曾评价司马光的书法“隶书极端劲，似其为人。所谓‘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者。观其书可想见其风采”。宋高宗很喜欢司马光的隶书，收藏有司马光的隶书五卷，经常摆在案头欣赏。

司马光书《宋故朝议大夫致仕王公墓志铭》（局部）

司马光逝世后，为彰显其功德，宋哲宗篆额“忠精粹德之碑”六个字，命大学士苏轼撰文并书丹，因此《司马温公神道碑》又名“忠精粹德之碑”。1094年，即司马光逝世8年后，章惇为相，诬陷司马光，宋哲宗偏听偏信，下诏削除司马光的谥号，毁坏所赐的“忠精粹德之碑”。苏轼撰文并书丹的神道碑被砸为四段，碑上的字也被凿毁，深埋地下。

金皇统九年（1149），新任夏县县令王庭直拜谒司马温公祠，见废墟处长着一株杏花树，高丈余，树冠如伞，枝繁叶茂。王县令联想前朝往事，寻找苏轼为司马光撰写的名碑，命人在杏花树下挖掘，得断碑4段。之后，王县令将断碑依原拓片的文字重新镌刻立碑。因原碑发现于杏花树下，故称“杏花碑”。该碑字体丰润，笔画舒展，李苦禅认为《司马温公神道碑》的书法价值极高，“苏楷书当以此帖为第一”。

薛绍彭，字道祖，河中万泉（今万荣县）人，河东汾阴薛氏后裔，自称“河东三凤”之后，宋代著名书法家。与米芾齐名，人称“米薛”。米芾尝言：“薛绍彭与余，以书画情好相同，尝见有问，余戏答以诗曰：‘世言米薛或薛米，犹如兄弟或弟兄。’”薛绍彭的楷书、行书、草书皆佳，有晋、唐书家法度，历来书家对其评价颇高。赵孟頫云：“道祖书如王、谢家子弟，有风流之习。”元代学者、书法家危素赞誉其书法：“宋之名书者有蔡君谟、米南宫、苏长公、黄太史、吴练塘最著，然超越唐人，独得二王笔意者，莫绍彭若也。”明王世贞甚至说“宋人唯道祖可入山阴两庑”。其草书作品《昨日帖》，笔法流畅，神采飞扬，婉丽之中有遒劲之风。字间不相连，但形断意连，在章法上有王羲之《十七帖》之神韵。

薛绍彭《昨日帖》

张天锡，金代河中（今永济市）人，书法家，师法柳公权、米芾，有《草书韵会》行世。《草书韵会》集古名家草书之字形，以韵部排字，收录汉代至金代110余人的作品，对后世草书普及产生了一定影响。张天锡的《自君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该帖用笔方圆兼有，线条飘逸，但婉丽中不乏劲健，字形秀美而骨架挺拔，有柳体风韵。整幅作品流畅自然，舒展遒美。张天锡的书法所传承的是唐宋遗风，元初书法名家鲜于枢受张天锡的影响。

吴雯，占籍蒲州，博览经史，工书法，与傅山齐名。其行书、草书有王羲之风韵。作品用笔奔放，线条及章法自然，既有骨力，又飘逸、洒脱，婉转之中有刚健豪迈之气。

唐宪宗时，裴度平定淮西之后，宪宗诏令韩愈撰文，记述裴度的平叛大功。韩愈如实叙述了平叛过程，自然对主帅裴度着墨较多。平叛时的先锋官李愬不满意，到唐宪宗那里告了御状。于是《平淮西碑》被砸，唐宪宗命一个叫段文昌的文人重写平叛淮西战争的经过。韩愈撰文的《平淮西碑》虽被毁，文章却流传了下来。到了宋代，蔡州知府又令人选石，重刻韩愈之文。到了清代，这块重立的石碑也早已不存。咸丰年间，在裴氏后代的敦请下，军机大臣、书法名家祁寯藻（山西寿阳县人）重书韩愈的文章。祁寯藻的书法集欧、颜、柳、赵诸体之长，自成一格，篆、楷、行皆佳，尤以行楷著名，独步晚清书坛，当时有“清楷之首”之誉。碑刻字大如拳，运笔流畅，气势磅礴。许多专家认为此碑史、文、书俱为绝品，故此碑又称“三绝碑”。

如上所述，河东地区收藏、出土了不少书法史上的名碑、名帖，产生过许多一流的书法家，形成了一些书法世家，在中国书法的传承上起过不小的作用，这是河东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巨大贡献，我们应该加倍珍惜这些遗产，整理、整合这些书法资源，将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