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北山沟沟里寻找自己的人生

■吴晓征

文联组织采风，延川的路遥故居是其中必去的地方之一。

路遥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峰之一。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风靡一时，至今，各大卫视频道仍在播放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

路遥的故居位于延川县郭家沟村，石面窑洞，整洁幽静。这是陕北黄土高原特有的民居。门前一棵大槐树，树下是路遥的雕像。靠墙的石碾子早已成为一道风景，静静地叙说着当年的历史。各窑洞根据功能陈列布置，主要有缅怀路遥、辉煌人生、路遥书屋、《平凡的世界》《人生》连环画展厅、放映室、研讨交流室、阅览室等。这些陈列馆浓缩了路遥不平凡的人生。

路遥出生于1949年12月，与共和国同龄。他是陕西清涧县王家堡人，原名王卫国。1957年秋天，因家庭困难，他被过继到延川县郭家沟的伯父家为子，此后一直在这里生活、成长，直至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郭家沟的山水养育了他的生命，陕北的黄土地给了他丰厚的文学营养。他的小说也多取材于这里。郭家沟是他的家，更是他文学资源的富矿。

我最早知道路遥，是因为读了他的中篇小说《人生》。

1985年，我正在上中学，偶然看见一本《收获》杂志，里面有他的中篇小说《人生》。我一口气读完，当时就被高加林的形象深深感动，而更多的是对他的命运的切肤感受。

我的命运与高加林有点相似。

我出生在下化的一个小山村，五年级时受语文老师杜晔的影响爱上了文学，立志将来当个作家，初三时即出现严重的偏科。那时，虽然我在课堂上一本正经，但内心早就徜徉在文学的海洋里了。对于老师布置的作文，往往洋洋洒洒，动不动就写几千字。高一时，学校成立了育花文学社，我担任了首任学生社长，负责保管文学社各种报刊。当时高考录取率很低，一个班能考上中专的也不过几个人。大学对我来说，只能是天上掉馅饼。高二时，中国青年报刊发了一则启事：安徽大学举办文学函授班，成绩优异者，可免试推荐上大学。这成了我的救命稻草。在严志仁老师的帮助下，我报名参加了函授学习，每月准备一篇文稿，邮寄给辅导老师石非，他批改后又返邮回来。中间有一篇文章还上了辅导刊物。

这期间，我有过一次不算初恋的初恋。初三时，班里有个外地女生，我们都喜欢文学，虽然同在一班，但很少说话。中考完后，她由于家远，回不去，一个人在校门口徘徊。我和几个同学正好出来，大家取笑我，说她是在等我。等我就等我呗，我第一次大着胆子上前与她说话，并彼此留了通信地址。中考放榜后，我上了高中，她去了卫校。当时大中专学生毕业还包分配，这等于是她端上了铁饭碗。后来，她多次来信，要我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并邮给我很多学习资料。可惜造化弄人。一次，她专门从学校回来看我。约好时间，我借了一辆自行车，早早去东关汽车站等她。按时间计算，已过了一个多小时也没等到她，只好心灰意冷地返回学校。后来得知，那天汽车晚点，她来了一直找不见我，等了一个多小时后，只好返回学校去了。这件事后，我感觉自己配不上她，主动提出了“分手”，免得双方今后痛苦。那份情谊也一直留在了心底。

1987年7月，高考结束后，我收拾好行装回到山里。那段时间，家里正好翻麦茬地。我跟着二哥学了两天犁地，就可独立上地劳动了。每天早早起床，我赶着大骡子去犁地，一直将家里的十几亩地翻了两遍。8月份的时候，我决定去母校，看看是否有我的信件。当时的信件都放在门房，上学时因为经常拿报刊，门房的人我都熟悉。我从一沓信中，一眼看到安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种喜悦简直就像“范进中举”一般。10月初，父亲卖了家里唯一的改装车，凑足了学费，让我踏上了南行的列车，第一次走进了安徽省城合肥。

安徽大学是一所老牌大学，也是安徽省的重点大学。我们被独立编为文学创作班，归属成人教育学院管理。到校后才知道，我原来的辅导老师叫王释非，是安大图书馆系主任，他还专门请我到家里喝黄山毛尖绿茶。我们的班主任叫徐文玉，是安大中文系主任。全班12名老师，其中10位教授、两位讲师，都是中文系的“活跃分子”。我们班24个学生，来自14个省份，年龄从18岁到40岁不等。这24个同学是从全国7万多名函授生中挑选出来的。

成人大学的管理相对松散，上午有三个半小时的课，下午自学或写作，一年14门功课。学校还请过几位著名作家和导演来开讲座。1988年7月，合肥的天气异常酷热，连续40多天滴雨未下。屋里屋外闷热难耐，学校为了照顾我们，提前一周举行了毕业典礼，全班同学便各奔东西了。

从省城到县城，从县城再到老家农村，我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点，内心的落差可想而知。回来不久，我特意到县广播站找到高冠世老师，让他留意有需要写材料的单位帮忙推荐一下。我的舅舅曾是一名小学教师，他还特意找到当时的下化中学领导，希望能给我谋一份教师的工作。作为农村人，有很多无可奈何。在家休息一段时间后，我便换上旧衣服，跟着哥哥去矿上打石头。十磅的铁锤，抡上一天，人躺在石头窝里也能睡得很香。8月下旬，我到城里看同学，顺便去见高冠世老师。见面后，他说人民银行要个写材料的，他已给我写了封信，让我下山去看看。这封信直到我上班一段时间后才收到。当天，我便跟着他去人行见徐天贵行长。徐行长是个知识分子，比较爱才。看过我的简历和发表的文章后，他与我交谈了半天。第二天，他们研究决定让我到人行上班，职位是打字员兼通信员。

我高兴地回家收拾东西，准备进城上班，全家人几乎不敢相信这事是真的。一个纯农民的后代，没有任何的社会关系，突然就能去行政机关上班，这比天上掉馅饼还要传奇。9月5日，我正式到人民银行上班，命运从此与城市连在了一起。

在人行工作七年间，我一人兼打字员、通信员和文秘三职于一身，苦累不说，闲暇之余又拿起了笔，先后在《山西文学》《河东文学》《运城日报》等发表小说、散文等，在《城市金融报》《山西日报》和山西电视台等发表了新闻作品。其中，小说《葫芦套风情》在《山西文学》刊发后，又入选河东五十年小说集；小小说《吉祥》入选中国微型小说选刊。1995年8月，河津报社成立，我又进入报社，正式从事新闻工作。这几年，作协的同事都笑我是文学界的叛徒，其实我是不大认同这个说法的，自己虽然小说写得少，但散文还是有些成绩可言的。尤其是河津的很多风景名胜、非遗项目、文化遗迹，在我的推动下，有的得到开发，有的得到保护，有的走出河津，成为全国品牌。那种收获的幸福是别人无法理解的。

这次到路遥故居采风，我一下子又回到了《人生》的情节里，和着自己的身世，那种生活体验、那种人生感怀，一直在内心里翻滚。从喧嚣的城市到静谧的乡村，从文学的市井到神圣的殿堂，膜拜之心油然而生。我挨个转完陈列室，又到村里看了看队部和吃水井，还专门购回一本精装版《人生》。现在，我不仅仅是在读路遥，而是从中寻找自己的影子。

对一个人来说，命运是努力与机遇孪生相伴。路遥是属于陕北的，更是属于全国的。而他的根永远在陕北的山沟沟里。他的人生像早晨从中午开始，又像黄叶在秋风中飘落。

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地域，而对于我，创作的地域就在河津这片热土上。也许在有生之年，我会重新回归，让这片土地在我的笔下复活、升华。